我有至少两位邻居，都曾经是党卫军成员。

    2003年住在Pfahlbühl街71号时，住所隔着两栋楼的、偶然认识的女士听说我家中还没有鞋柜，硬是要将家里不用的樱桃木鞋柜送给我。去她家看过，鞋柜很好，比想像的要大得多，一个人不太好搬动。她是老年人了，又是女士，却执意要帮我送到家里——也不理会我提出的去找些朋友过来帮忙的建议，不由分说地打了通电话。大约五分钟后，一位戴扁帽、穿吊带西裤、身材高大、年龄约摸七十出头的德国绅士敲门进来，同我一前一后，搬了鞋柜进电梯，一直抬到我家里。

    于是理所当然，请他喝啤酒致谢。几杯黑啤下肚，从爱好聊到家庭，他忽然收起脸上的笑容，严肃又低沉地对我说了句：“你不知道，我曾是党卫军上士。”

    总是这样。凡在战时参加过党卫军，都有遇人主动揭疤、表明身份的习惯：态度上既不是荣耀也并非耻辱，更像是挥之不去的某种印记。若是像君特·格拉斯那样隐瞒了，到自己主动选择的关卡上才说出口，不止容易遭遇他人不齿，简直连自己心里的坎都过不去。在大学里，我上的几门金属与无机材料课程，是由老得不能再老的两位老教授负责授课的。他们两人无论性格、外貌、风度上都全然不同，只有一点相同——上第一堂课时，会以看似无意的闲聊态度，向学生们透露两点“秘密”：第一，自己参加过二战，当过兵打过仗，是条硬汉；第二，以前参加过党卫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论怎样冥思苦想，都无法理解这种古怪习惯形成的机理。

    另外一位邻居，住在楼上的那位先生；鳏居、银发、身形矮小佝偻，说话轻声细语到几乎难以辨识，却是个意外热心的人。知道我喜爱读书，便将家里多年来的藏书，一捆捆地送给我，不止送，还细心地在每本的扉页上都插张便利贴，写着“这本不可不读”、“这本相当一般”之类的评语。他很固执，或者算是害羞，每次都是摁门铃，递书，说句“阅读愉快”就转身离开。只有一次，可能因为那天心情特别愉快，进到屋内来，喝了一杯我沏给他的碧螺春。然后，表情略显诧异地盯着我摆在展示柜上的“虎王”坦克模型发呆。我还记得他那时问了句：

    “你喜欢纳粹坦克？”

    没错，纳粹坦克——不是德国坦克，不是二战坦克，是纳粹坦克。

    虽然疑心他可能是犹太人，但当时的我可说是年轻莽撞，说话直来直去，直接就答他道：

    “是的，喜欢得很。我还有顶军帽呢。”

    然后，我就拿出自己在慕尼黑一家复刻军用品商店买来的党卫军帽；虽然仿真度很高，和旧货摊上的真家伙几乎一模一样，但在德国，是不允许公开出售帝国鹰徽的（因为鹰爪上抓着卐字花环——在德国，有纳粹卐字的商品不能公开贩卖。如果是印刷品，卐字会被一个个涂抹掉），所以帽上也就没有军徽了。

    “哦哦，缺个军徽对吧，也难怪……”

    他没再多说什么，微笑着起身，告辞，离开。

    一周后他又来给我送书。不过，这次，书给我之后并没有急着走，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硬塞进我手里。

    “一侧卡子掉了，但应该能装上。”

    那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帝国鹰徽，锡制。

    “我曾是武装党卫军……没什么为自己申辩的意思，不过——虎王，你那辆坦克，我开过……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给你做纪念吧。”

    后来的故事就比较乏味了。他仍旧隔一段就过来送一次书，直到我搬家，最终离开德国。离开时，我也没跟他道别。而那枚锡制的帝国鹰徽，至今还锁在我卧室衣柜的最上层。

    在约翰·多诺霍先生的这本书中，如果要找一个与送书的老邻居最相似的人，那显然就是麦斯纳中尉。多诺霍先生在书末的《史实参考》中，说麦斯纳是“完全虚构”的人物，但实际上，麦斯纳先生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完全真实”的。

    其一，在党卫军短暂的历史当中，有一位名叫保罗·豪塞尔的一级上将（历史上只有四位，武装、普通党卫军各两人，俗称党卫军“四大金刚”）。读者读过本书后，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军衔相差巨大，但豪塞尔的真实经历，与麦斯纳有大量相似之处。

    其二，麦斯纳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无数党卫军军人战时所为的剪影。

    对于那些参加过一战的陆军老兵而言，因为军人天生的狂热爱国主义情绪，几乎没有不仇恨《凡尔赛条约》，反对魏玛唯唯诺诺的外交态度，希望能够为德国一雪前耻的。而以希特勒为党魁的纳粹党，不止许诺良好的福利，更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赤化——这符合作为军部权力主体的容克贵族们的主张。旧普鲁士士官阶层是其对应意识形态的坚定追随者，岂有不加入党卫军的道理。

    至于当时德国年轻人的普遍想法，作者似乎已借文中德国冠军施韦宁格的描述给出了交代：并没有对此思考太多，一则为了生计，且所有年轻人都会加入，所有男人都为不能穿上军装感到羞耻——回忆书中情节，施韦宁格加入党卫军后，就忙不迭地穿上军装四处炫耀，希望能勾搭上女人。

    不止因为希特勒明确表示，需要将军服设计得帅气英挺，以便让青年们踊跃参军，也不止因为纳粹军服设计师是德国设计界大名鼎鼎的Hugo Boss。苏珊·桑塔格曾撰文思考过党卫军制服的隐喻，说其颜色是黑色，质地是皮料，诱惑是美丽，理由是忠诚，目的是狂喜，幻象是死亡——这并非在为党卫军平反。事实上，部分党卫军人不能说是纳粹主义者：他们在宣誓效忠纳粹党和元首时，其实并不知道希特勒的野心。

    必须强调，本书绝非试图为纳粹行为和党卫军暴行进行辩解，其本质仍是对既成事实的谴责与批判。多诺霍先生将几种典型的观点与心理状态，浓缩在少数几个人物身上，世界不再非黑即白，而是立场不同的小人物，身处历史洪流当中，身不由己的无奈感。至于国际象棋，与其说是全文线索，倒不如认为是类似解脱和超越的符号：它本身保有逻辑思考的纯粹性。埃米尔利用生命之树所做的占卜，又为象棋对阵增添了救赎观与神秘主义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文末几乎转变为“在路上”式的回归与释放之旅。最后三节，或许得益于作者长期应对心理疾病与战争创伤的实践经验，从行为到内心，场景时空的不断变换，几乎是一气呵成，读来畅快淋漓；之前章节如结网般的双线交缠叙述，在收尾时全部散开，又瞬间聚拢。以对弈始，由对弈终，不可谓不精妙了。

    （《奥斯维辛骷髅俱乐部》译者序节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