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平原｜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上期】

本期嘉宾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顶尖学者，在专注文学领域的同时始终关注文学教育方式、大学教育改革以及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陈平原教授立足当代，将视野延伸到历史深处剖析百年大学教育得失，在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学史的视野中讨论中国的“大学”问题。本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一起聆听陈平原教授解读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前言

首先，我们要明确“上大学”与“读大学”不同，前者是借贵校一方宝地学习知识获取学位。后者不仅在大学中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学”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但现代中国大学乃西学东渐的结果。

由此，校史溯源须严谨，如北京大学校史始终坚持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推到京师同文馆成立的1862年，更拒绝追溯到元代国子监或西汉太学。校史溯源实事求是，此乃大学自信的表现。

带着以上概念，我用六个关键时刻来描述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创办现代大学的这一百二十年间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

一废除科举

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总共上了三十七封奏折，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废八股、兴学校、派留学、选人才。

戊戌变法失败，但京师大学堂成立。

1901年，张之洞等奏请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

1903年，张百熙等奏请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的科举取士名额，以便“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

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至此，自隋代开始，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奠定于晚清。可以这么说，没有晚清的废除科举制度，就没有中国大学的辉煌。

科举的作用是取士，至于育才的工作，主要由书院或学校承担——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

二五四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涵盖但并不等同于“新文化运动”），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与政治抗争等。除了其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意义，我还希望强调其在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作用——确立中国人所理解的“大学精神”。

1917年 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

至于蔡先生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919年《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

理想的大学，除了追求学问与养育人才，还探索精神、服务公众、乃至直接影响社会进程。在传授知识与养育人才之外，深深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这是现代中国大学的最大特色 ，绝非区区大学排行榜所能体现。北大百年校庆期间（1998），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教学及研究，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

三大学内迁

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抗战中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国统区（主要是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确实是个奇迹。二战期间，美国远在天边，大学基本上不受影响；英国的大学遭受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整个战争期间，莫斯科大学有三千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上。另外，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1941年10月至1943年春）。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则西迁九年，在战火中发展壮大，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从政治史、教育史或文化史角度看大学西迁：王力诗句“应教青史有专篇”，不仅适应于西南联大，而且适应全国各高校。1）因大学西迁而展开的另一个中国（见识中国之辽阔与贫穷）2）因大学西迁而收获的另一种学问（迁徙中，学问与人生合一）3）因大学西迁而改变的另一种格局（为西南西北留下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均衡发展的意义）

记得那段历史——那样的教育，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的欧美名校也没有，哈佛耶鲁没有，牛津剑桥也没有。

四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最明显的便是重建政治课——废除原来的“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改设体现新意识形态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同时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指导，走专业化道路，要求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

到1953年，全国大学由211所减少为182所。这一场大调整，改变了民国年间“大学以文理为中心”的理念，转为以应用学科为主体；虽说适应了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发展态势，但割裂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很难有大的发展。另外，如此大调整，斩断了各大学的历史，对于大学传统与大学精神的建构十分不利。

值得肯定的是全国一盘棋，努力做到合理布局，加强了对教育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支持。

五恢复高考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10月21号，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夏天，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史称“七七、七八级大学生”。

此前，中国大学停止招生十一年。但1970—1976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踩着时代的鼓点，“走进新时代”，因此，恢复高考制度与思想解放运动，二者可以合论。

六“世界一流”与“大学扩招”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

一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二是经历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

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万人，变成了160万人,增幅达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人数达到2732.4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14年的37.5%。《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

当初选择大规模扩招，政治家考虑的是国企改革及经济转型导致大规模下岗，希望年青一代能延迟就业；经济学家则认为扩招可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而教育家担心的是教学质量下降。

过于迅猛的大学扩招，使得就业市场十分严酷，同时这种跨越式发展思路，求量不求质，走得太快太急，让人担忧。

大学扩招与大学升级（或称争创世界一流），二者并不同步，到底该如何协调？

最近这二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国家对于教育的财政支出逐渐递增，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

终于在2012年第一次实现此战略目标，达到4.28%。以后这八年，都稳定在4%以上。

单说比例还不够，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从1998年至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高速增长，最高的年份达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4%（2014年）。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中国GDP增长2.3%，实属不易。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确实在教育上投入了较多的经费，蛋糕越做越大。在切分蛋糕时，经费支持更偏向于211、985大学。而非名校，尤其是西部大学，应该得到更多支援与支持。

（文字、图片来源于国弘文化大讲堂，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