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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郎雄有一张「中国父亲」的脸。大多时候，这张方方正正的脸上总是平静地袒露着皱纹。

1990年代，郎雄去日本福冈参加影展，从电影院一出来，就有很多日本女孩围着他拍照。她们说，「日本从小津安二郎之后，就没有一个东方演员能像父亲那样给人安定感，郎雄能给人安定感。」

第一次看到这张脸时，导演李安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推手》选角，他立即敲定60岁的郎雄饰演父亲，「就是他，他长了一张五族共和的脸」。

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的书里解释道，「不论中国大江南北、两岸三地，哪个族群，甚至日韩新马，亚洲人、西方人看到郎叔的脸，都觉得他像中国父亲，很难分析，无论我挖掘表现他哪一方面，都很中国，他就是中国父亲。他也不要做什么，但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压力好像都扛在他身上，同时他的内在又自然流露出一种幽默感，很契合。」

在李安执导的电影《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被称为「父亲三部曲」）里，郎雄扮演了三个典型的中国父亲。他们在事业上受人敬仰，在家庭里说一不二，但大多不善言辞，习惯隐忍，更不懂得如何表达爱意、袒露自我，诉说痛苦，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

《推手》里，77岁的太极拳大师朱父退休后，从北京搬到美国和儿子晓生住了一个月。在此之前，美国儿媳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父亲的存在，「结婚七年晓生像没有父亲似的」。在美国，即便生病，朱父也不愿意告诉儿子，「你啊，公司事情重要，不要为我的事耽搁了。」他习惯了隐忍，但那张脸总是苦闷的。

电影《推手》剧照

面子和尊严几乎是中国父亲的命门。《喜宴》里，高父高母从台北飞到美国打算参加儿子的婚礼，但假结婚的同性恋儿子不打算办喜宴，高父气得发抖。他曾经是部队将军，手下指挥一万多人，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威严，就连和儿子一起晨练走路，他也一定要昂头挺胸快步走在前头，儿子只能低头跟在后头。晨练回家，高父面容憔悴地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但被儿子叫醒后，他立即挺拔地站了起来，整张脸严肃又紧绷。

电影《喜宴》剧照

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饮食男女》中。大厨朱师傅退休后失去了味觉，但他每周日坚持要为三个女儿做一桌满汉全席。他不容女儿的质疑，「我舌头好得很！」退休后，他偶尔被请回大饭店帮忙救场，他享受被需要的感觉，从饭店门口到内部厨房的这条路上，他走起来神气十足，敞开的外套鼓了起来，背影高大，一路见到晚辈都要拍拍肩，大伙都得喊声「朱师傅好」。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父亲三部曲」中，对于中国父亲的很多刻画都来自导演李安的亲身经历。电影里，儿子看到父亲坐在椅子上睡觉，下意识用手指去探探还有没有呼吸，而现实中，李安当场就哭了，「以前他是家里的一棵大树，可是现在就这样，老了，只是大家还在维护那个尊严、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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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里，郎雄承载了李安对「中国父亲」的想象，「郎叔的演出，把这些存在中国几千年的『父亲』给活化」。准确地说，郎雄所扮演的中国父亲，也代表着李安对于这个形象的复杂感情与尝试理解。

拍《喜宴》时，李安坦陈自己潜意识里有一种罪恶感，「我书没念好，爱搞戏剧，又是父亲最不喜欢的行业……我虽然没犯大错，但一些无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终闷在内心深处，积压很多。」

李安的父亲李昇是大户人家的长子，28岁就当上了江西崇仁县县长，后调任教育部任主任秘书。1950年，李昇来到台湾，在多所中小学担任校长，后来调到台南，先后担任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

他是一位以「严正刚直」著称的校长，也是一位严肃、传统的父亲。饭桌上，李安只有听父亲训话的份，也不敢回应，和父亲没什么交流。逢年过节，李安还要在家里行跪拜礼。作为家中的长子，李安得到最多的宠爱，也被打得最多，李安的弟弟李岗曾对媒体说，「父亲的压力都给了李安。」

拍电影当然不是李昇对儿子的寄望，读书才是。李安高中在父亲任职的学校上学，成绩不理想，作为校长的儿子，他觉得佷糗，整天只想躲着父亲。父亲找来台湾中南部最好的老师给他补习，一周补10堂课。但李安的成绩没有起色，连续两年高考都落榜了，最终被艺术大专院校的影剧科录取。大二暑假，李安跟着学校剧团环岛巡回公演，父亲看到儿子因为公演累得又黑又瘦，指望儿子光宗耀祖的父亲没料到儿子会成为逗别人乐的戏子，「什么鬼样子！」李昇希望他出国留学，做一名大学教授。

李安没有完成父亲的期待。在美国硕士毕业后，他在家里待了6年，写剧本、带孩子、做菜、打零工。父子关系始终是他心里的一个结，「对我来说，中国父亲是压力、责任感及自尊、荣誉的来源……一方面我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我又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

李安与父亲

他在电影中反复表达着这种压力和愧疚。

《推手》里，儿子朱晓生把父亲看作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他告诉和父亲发生冲突的美国妻子，「在我的教养里，一个人应该照顾父母，就像父母照顾我们一样。」但随着冲突升级，妻子胃出血住院，父亲走失，晓生越来越无法权衡，只能通过撞墙来发泄。

《喜宴》里，儿子高伟同一直向父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高家三代单传，父母对他的期待就是传宗接代。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他参加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和谎称的女朋友假结婚。到底要孝顺还是做自己，伟同没有答案。

同时，电影也成了李安重新审视中国父亲、并尝试理解的路径。

郎雄饰演的都是暮年中国父亲。他们远离了年轻时的风光、强势、刚硬，面对着衰老、失落和孤独。曾经的太极拳大师生了病，他躺在床上，在天将亮未亮的微光中皱着脸，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对儿子说，「活罪好受，寂寞难熬。」

电影里最终化解父子矛盾的是妥协的、令人难受的爱。

《推手》里，儿子晓生做出的最后决定是，送走父亲。他想撮合父亲和另一位老太太，好让他们组建新家庭来搬离自己的家。父亲知道这个想法后，主动离开，搬到破败的出租屋，到餐厅洗碗打工。晓生最终在看守所里找到父亲，劝他回家，在昏暗的监狱里，父亲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平静地说，「算了，我想开了，只要你们生活得很幸福，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喜宴》里，儿子伟同和假结婚对象威威意外有了孩子，这了了父亲传宗接代的愿望，却让他与同性恋人赛门产生了裂痕。最终，伟同决定和威威、赛门一起抚养孩子，而父亲也选择假装不知道儿子的同性恋身份，配合儿子假结婚，并尝试接纳赛门。父亲准备离开美国、在机场安检时，举起了双手，就像投降一样。

拍完《喜宴》，李安也想通了很多，「我觉得『孝顺』是一个过时的观念，当然跟中国人讲，几百年也讲不过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可是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这个东西，只要爱我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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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压力带来的阴影渐渐从李安的电影里消失。

现实中，李安和父亲的关系渐渐有了好转。尽管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一直希望李安「走正常的路」，到大学教书或者当官。1993年，《喜宴》获得金熊奖，父亲建议李安可以改行了。后来拍完《理智与情感》，父亲还不甘心，「小安，等你拍到50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

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怀着「孝子的心情」，带着小金人奖杯回台湾待了5天。一回到家，家门口挤满了媒体、学生、邻居好友。他给母校台南一中捐出了一百万奖金，在这所父亲担任过校长的学校里发表了演讲，「使得原来尊敬父亲的地方更加尊敬他，让他觉得很有面子」。

「过去我因为没考上大学，对父亲一直有所愧疚，才会去拍那些影片（指父亲三部曲）。现在给大家带回佳音，我这次满足的是一个现代人无法尽孝的遗憾。」

父亲李昇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李安选择电影行业释怀了，「我就像《喜宴》里最后一幕双手高举的老父。」

拍完《绿巨人》后，李安筋疲力尽。回台湾过年时，他告诉父亲，「（我）累了，想退休，至少休个足够长的假，不再碰电影」。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鼓励李安继续拍电影，「那你没有办法，只有披上盔甲继续往前冲，停下来你会很难过的。」父亲还给李安写了一幅字，「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

作为电影中的父亲，郎雄也一直在给李安类似的鼓励。长达10年的合作，李安甚至对郎雄心生了「一份对父亲的情感与爱恋」，和郎雄、李安都有过合作的演员郑佩佩说，「李导演把他对自己的父亲的那份爱，那份尊敬，一切的一切全都表现在他的戏里，加在戏里郎叔的身上。」

拍完《推手》，郎雄看完试片说了句「难看」就走了。《喜宴》拍完后，郎雄更正了他的看法，「你是个好导演，要珍惜！」李安在回忆郎雄的文章里写道，「我好感动……他说我是好导演，我好受用，他是个实心人，讲话不虚晃，到现在我都记在心上。」在郎雄去世的前一周，他托人给李安带话，却没有告诉李安他的病情，「跟李安说，『为台湾做出更好的作品』。」

2002年，郎雄去世了。李安彼时正在美国拍《绿巨人》，他在打给郎雄遗孀的越洋电话里痛哭。2004年，李安的父亲李昇也逝世了。父亲走了，郎叔也走了，对李安来说，「有如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在，这种「结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遗憾。

在「父亲三部曲」最后一部的《饮食男女》里，父亲又在周日做了一大桌菜，他早就失去了味觉，琳琅满目的菜色只是为了取悦女儿们，但这回不一样。他敬了在座已经闪婚或准备离开他的女儿们每人一杯酒，喝到满脸涨红时，他才鼓起勇气向她们宣布，他要和张艾嘉扮演的邻居、大女儿大学同学的姐姐结婚。在座的所有人都被惊住了，女儿们以为父亲疯了。但这是父亲做出的自己的选择，他搬出了家，重组了家庭，甚至和年轻的妻子拥有了他们的小孩——「这也算是我对中国『父亲形象』的最后祝福吧！」李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