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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发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作了题为《人类文明：经济增长与星球健康》的全会演讲，他表示，过去两百多年人类的经济增长了很多倍，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明显。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发展指标定为绝对的标准，而是要看付出的增长代价。为此，北大全健院团队启动了‘星球健康坐标’工程计划，旨在定位各国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健康的三维坐标，以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随着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持续上升，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会议期间，刘国恩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刘国恩表示，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人类也为之付出更大代价，升温、污染、生态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凸显，而这些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平常且不易察觉的，人人都不可避免，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积极应对。

刘国恩：慢性病在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基本上都是威胁人们生命健康最重大的风险因素。在全球十大死因中，有九项属于慢性病。说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本上都完成了从传染性疾病为主到慢病为主的不断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和服务的供给当然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应该把重中之重的工作放在如何去减少慢病的风险，应对慢病的负担上面。

第二个方面，通过经济学的一些行为方面的干预，既能够发挥干预措施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还能够让每个人参与其中。2016年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膳食结构等等是影响我们每个人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这个方面，经济学比如行为经济学就有一些很有潜力的方法可以利用。所谓行为经济学讲的就是一些干预方法。比如说想采取强制性措施，可能很多时候人们是拒绝的，甚至是对立的，尽管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初衷是好的。行为经济学的这一些方式可以通过改变场景，从而使得人们更配合，比强制要求可能会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在慢病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一些更有效的努力。

技术的研发确实需要投资。医药领域里的技术研发大概率是先针对疾病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方法，来进行药品、器械研发等，剩下的都是比较难啃的骨头。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期望寿命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未来的医疗技术攻克难关的难度系数会越来越大。投入的这个规模、力度都会越来越大。这就带来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就是投入的费用，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

相对过去获取健康报酬比较容易的那些医药研发的问题来说，现在的技术研发可能就不那么具有高度的成本收益。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判断，这些医药的研发是否要从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它。因为很多资源还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如果是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创新手段，就可能出现新的医药手段出来了，但是投资的成本和代价会非常的高，而相应的健康获益不一定那么大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存在对资源利用的优化问题。

刘国恩：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气候一旦变化，人人都会遭殃。尽管高收入群体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更好的手段方式适应或者调整场所场景，但低收入者适应性就比较差一些。第二，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是温水煮青蛙，他不是一下就让我们感知非常的强烈，往往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是很难有回头路可走的，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北京去年七月份的高温，你们应该有所体会。从来就没见过那么高，跨过40度，现在我们的升温是年年创纪录，每一年都是最高，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每年因为极端气温的产生导致的直接死亡人数，全球大概在500万左右。如果今天全球近80亿人生活生产的方式不改变，那到2100年，因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每年可能多达1000万。所以我们国家在几年前就积极响应巴黎协定，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如果中国这个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巨大的。

全社会要共同努力，这对我们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外，需要在国家、地区之间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加强多方位合作。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发起的“星球健康坐标”工程，将会绘制一个全球健康坐标系，告诉我们每个国家地区目前处于什么位置，首先得知道自己离危险还有多远，才能提前做好准备。尽管我们也许避免不了，但至少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长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