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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美国退出TPP诱发区域一体化格局变动为背景，探讨了CPTPP的生成机理及其后续影响。CPTPP谈判进程大体遵循了“由外及内、外压内促”双向驱动的演进逻辑:外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及其推进的RCEP价值凸显；内部，日本积极发挥协调、引领作用，其他成员国基于经济逻辑的积极参与。内外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构筑起驱动CPTPP谈判的动力机制。随着CPTPP协议的生效实施，其强劲的扩张势头势必冲击“双轨竞争”的一体化格局，迫使亚太一体化进程沿着日澳设定的CPTPP路径行进；同时，其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适应了全球价值链的需求，为新一代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树立了标杆，促使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

关 键 词：CPTPP；亚太经济一体化；生成机制；RCEP

作者简介：曹广伟（1979-），河南商丘人，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秩序、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以及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的创建，其政治经济效应具有全局性和区域性，对CPTPP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将产生利益增损的差异化影响，有必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视角分析CPTPP的生成及其后续影响。本文从政治、经济等维度分析美国退出TPP之后CPTPP得以持续推进、最终达成协议的内在机理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旨在呈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趋势，为中国参与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供参考。

一、CPTPP产生的背景：美国作用下TPP由盛而衰，RCEP异军突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口乏力、赤字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遭受重创。为了振兴美国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SEP)谈判，并随即启动扩员计划，致使TPSEP转型为TPP。美国的加盟让TPP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TPP成员国数量也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横跨太平洋，连接南北美洲、亚洲、大洋洲，囊括美、日、加、澳等12个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TPP谈判进程的顺利推进，美国对新增成员进行了精心甄选，并对成员规模进行限制，大体限定在美国的同盟国、经济伙伴国的范畴之内，力求在“小集团”内快速结束谈判。

从TPP成员的构成来看，美国处于规则引领者的位置，其贸易理念、谈判立场易于为各方接受；日本在争夺东亚主导权时力不从心，担忧未来东亚经济秩序受到中国掌控，主动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东南亚国家并非作为统一体的东盟加入TPP，而是个别国家选择性地加入，既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无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政策主张。总体来看，TPP只有美国一个中心，其他谈判方要么是美国的盟友或经济伙伴，要么垂涎美国巨大的市场诱惑，无力也无意于制衡美国，从而成就了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TPP系统外国家因无法参与谈判，TPP成员国也缺乏可以代为发声的合作伙伴，对谈判影响甚微，TPP谈判进程处于“内无竞争、外无干扰”的良好环境；各成员国的政治安全考量非但没有成为谈判的障碍，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凝聚各方努力、迅速达成协议的催化剂。TPP的达成在诸多利好因素作用下也就成为必然。2015年10月5日，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在新西兰奥克兰签署正式协定。TPP谈判的高调推进促使东亚国家、特别是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的国家危机感倍增，不想被撕裂的东盟10国与中、日、韩、印、澳、新6国在金边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共同发表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开启RCEP谈判，意欲在太平洋西岸构建另一个自由、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组织。随着TPP和RCEP两大自由贸易谈判的开启，亚太地区正式形成“双轨竞争”的一体化格局。然而世事无常，正当TPP高歌猛进、RCEP与TPP激烈竞争之时，特朗普政府决然退出了TPP谈判，转而胁迫其伙伴国开启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退出TPP对“双轨竞争”的一体化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被寄予厚望的TPP变成了跛脚鸭，原本觊觎美国市场、希望依靠TPP提振经济增长的各成员国失望至极；TPP的折翼致使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RCEP价值凸显，诸多国家将关注的目光从TPP转向了RCEP，并成为各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选项。

二、CPTPP生成的动力机制:“由外及内、外压内促”双向驱动

美国的退出促使TPP濒临崩溃，日本、澳大利亚表示欲加大推进RCEP的谈判力度，太平洋东岸的智利、秘鲁甚至希望加入RCEP，以应对亚太一体化挫折。但是，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右倾倾向初现的当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员国认为离开TPP的保护更无力应对美国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压力；日本更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失去有效的制衡，即使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联合起来也不足以抗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需要继续利用TPP机制来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防止中国在RCEP框架下主导亚太经贸新秩序。面对美国追求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和RCEP价值凸显的压力下，以日本为首的各TPP谈判国家努力化解内部矛盾和分歧，最终在暂停、修改TPP部分条款的基础上达成CPTPP协议。因此，CPTPP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成机制遵循了“由外及内、外压内促”双向驱动的逻辑。

(一)中美双重压力构建的外部驱动

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多次指责国际贸易体系和WTO实施的贸易规则对美国不公平，誓言捍卫美国的商业权利，不允许其他国家再占美国的便宜；强调美国不会再签署束缚手脚的多边贸易协议，要在公正和互惠原则的基础上与印太国家缔结双边贸易协定，迫使对手做出更大让步:在北美地区迫使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有效阻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改变北美地区不公平的贸易安排，捍卫美国工人的利益，实现制造业和工作岗位的回流；在亚太区域要求与日本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打开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增加对日汽车出口，削减美日贸易逆差；打响贸易战，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欧洲的洗衣机、钢铁、铝开征高额关税。美国退出TPP既意味着暂时放弃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和亚太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也意味着美国要摆脱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束缚，在双边磋商中施压各贸易伙伴，以获取更加有利的贸易条件。

美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引发了TPP成员国的忧虑和恐慌，如日本担心美国可能会迫使其在市场准入、汽车、农业产品和药品等领域，做出超越TPP(2016版)协议的让步，希望借助TPP多边谈判的力量回避美国要求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加拿大、墨西哥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不断遭受美国的威胁、利诱和打压，希望借助TPP的谈判结果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智利等信奉自由贸易的国家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倾向心存警惕，希望借助新版TPP协定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国际贸易开放的强烈信号。正如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CPTPP签署仪式上所说，CPTPP协定是其成员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的回应，开放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合作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最佳方式。而更多CPTPP国家希望把TPP保留下来，在CPTPP最终协议中“搁置而非废弃”美国强推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项目，期待美国重新加入，实现CPTPP引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的。

美国退出TPP之后，中国及其着力推进的RCEP地位越发凸显，亚太各国关注的重点迅速转向RCEP，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智利和秘鲁也表达了加入RCEP的愿望，促使日本联合其他成员国挽救TPP于将倾，以形成对中国和RCEP的有效制衡。对中国来说，美国退出TPP谈判及其引发的TPP衰微为中国掌控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权提供了契机。基于RCEP谈判中积极劝和促谈、大力推动作用的发挥，中国逐渐成为RCEP主要推动力量。2017年以来中国持续推进RCEP谈判进程，促使RCEP其他成员国相互妥协、求同存异，以期率先达成RCEP基本协议，RCEP也成为中国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加快实施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实力地位的彰显，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日趋上升，TPP的失势和RCEP的凸显以及二者主次关系的反转，强力地冲刷着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格局，原本平衡的权力天平正向中国、东盟倾斜，促使日本等国猜疑、嫉妒、制衡中国权力的逻辑再一次浮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担心失去美国的有效制衡，中国会凭借其超群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成为亚太的贸易重心，并臆测中国正在填补太平洋地区因美国的退出而产生的“贸易真空”，认为中国在没有TPP存在的情形下或将成为打造环太平洋地区贸易安排的领导者。日本的战略焦虑与日俱增，“避免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被中国掌控”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忽悠”TPP其他谈判方、挽救TPP的有力借口。因此，日本决定独自扛起没有美国的亚太自由化大旗，力推TPP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消除大部分工业和农业产品关税的同盟，以抱团取暖的“集约模式”与不断强大的中国分庭抗礼。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认为东南亚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也形成了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严重背离了东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而中越、中马之间无法回避的领海争端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担忧，借助TPP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促进亚洲国家经贸关系多元化也就成为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参与TPP谈判的重要考量。

除此之外，TPP成员国对RCEP谈判可能达成“低水平”贸易投资规则心存不满。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坚持RCEP谈判协议应照顾到各方的舒适度，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应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适应亚洲国家发展的实际水平，并明确拒绝了日、澳、新等发达国家以TPP协议为标杆创建“高质量”RCEP协议的提议；相对于经历漫长谈判达成“高质量”的协议，它们认为在灵活、宽松条件下推进协议尽早达成才是各方的最优选项。日本、澳大利亚认为迫使“高标准”国家与“低标准”国家在同一市场体系中竞争，致使参加两大自由贸易谈判的交叉成员国处于不利境地，希望TPP成员国抛弃前嫌、化解分歧，携手推进TPP谈判深入发展，尽快推动TPP生效实施，倒逼RCEP成员国参考TPP规则，以达成一个真正全面、高标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二)权力利益的考量所孕育的内部驱动

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在TPP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凸显，并积极承担起TPP的领导责任，先后与智利等5个成员国举行个别会谈，力陈TPP的经济、战略价值以及参加国间进行沟通的必要性，努力协调立场、化解分歧，最终促使各方确认TPP具有继续存在的意义。2017年5月在多伦多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期间，日本又与除新加坡以外的9个国家举行双边磋商，并与态度积极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联手游说，各国同意在不过多修改协议条款的基础上推动TPP早日生效，致使“名存实亡”的TPP进程“起死回生”。在同年7月召开的箱根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日本推动各国在有紧迫感地向前推进TPP上达成共识，各方一致同意把TPP协议改动控制到最小程度，继续维持“TPP较高自由化水平”，力争2017年度APEC峰会期间达成共识、结束谈判。2017年11月各谈判方又展开部长级会议磋商，日本不仅积极承担谈判的领导协调责任，还对相关各方做出积极、显著让步，自愿担负达成协定的协调成本和妥协代价，各方的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日本最为敏感的农产品贸易条款却没有进行任何调整，农产品贸易障碍及关税条款依然处于被取消行列，就连其最为看重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也因多个国家反对而搁置。在各方达成基本共识后，日本又采取舍名求实的战略，将最后签署CPTPP协议的荣耀让与智利，以换取智利说服加拿大早日签字，一系列协调推进、妥协让利反映了日本推动TPP谈判尽快达成的决心和意志。

鉴于TPP框架内权力结构层次分明，日本以外的其他TPP成员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弱小，既无意与日本竞争TPP主导权，更无力承担推进谈判的成本和做出妥协让步的代价，避免了成员国之间因争夺主导权而导致的谈判拖延。澳大利亚、新西兰信奉贸易自由主义、自由化立场，希望利用TPP削减贸易伙伴国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促进本国的服务业、农产品出口。2017年8月底，澳大利亚在TPP悉尼高官会议上呼吁各国尽早结束TPP谈判、达成共识；负责原版TPP统筹工作的新西兰在美国尚未退出协定前就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这对力求挽救TPP的日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日本的主导推进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密切配合相互支撑，逐渐形成了加速CPTPP谈判的强大合力，促使各方携手共进、推动CPTPP谈判沿着日本预设的“最小限度修改条款，维持关税减让水平，力促协定尽早达成”的轨道上行进，各国基于国家实力提出的不同利益诉求反而在一定程度加速了共识的达成。

从经济逻辑方面剖析，美国退出TPP之后的CPTPP货物贸易自由化率高达98%以上，成员国依然具有覆盖5亿人口的市场，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5%和3560亿美元的贸易额，并在国际金融、服务和投资等领域设立了新规则，CPTPP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2030年前CPTPP将通过更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农产品贸易以及更高水平的投资，为成员国每年带来1570亿美元的额外收益，马来西亚因外部市场的扩大和棕榈油、橡胶、电子产品的出口而获益最多，其他国家每年也将获得0.5－2%的额外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面和进步的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经济和分配影响:越南》报告，2030年前CPTPP每年将使越南GDP多增长1.1%，如果生产率能小幅提升，则扩大至3.5%左右，能够推动越南朝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转变。依据新西兰政府发布的《CPTPP国家利益分析报告》，新西兰短期内将获益于日本和其他成员国水果、葡萄酒、牛羊肉、鱼类关税的削减或取消，CPTPP协议还给新西兰增添了日本、加拿大、秘鲁、墨西哥等新的自由贸易伙伴，对绝大部分国家出口关税的取消将给新西兰带来7.6亿美元的GDP增长；其他“非关税”措施将免除新西兰3.63-12亿美元的费用，可减少新西兰与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壁垒4700万-16亿美元，有“更多机会”竞标CPTPP市场中的政府合同可为新西兰带来的0.3%-1%的GDP增长。CPTPP协议可以增加日本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为停滞的日本经济带来活力，将使日本可以在澳大利亚、越南等市场取得卓有成效的经济收益。因此，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兴起之际，CPTPP依然强劲的潜在经济收益诱使各国秉持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原则，经济收益既是CPTPP各方破除迷茫、坚持谈判的直接诱因，也是化解分歧、达成共识的基本逻辑，并为美国重新回归TPP预留了空间。

三、CPTPP可能的后续影响:加速亚太地区经贸格局转换和国际经贸规则变革

相对于传统投资贸易规则，CPTPP不仅大幅度削减了阻碍贸易投资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自由贸易政策推进到边界线以内，意在成员国间建立起监管一致、自由开放的统一市场；同时，CPTPP还被誉为全球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着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演进的方向，可能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入“高标准”的新阶段。因此，CPTPP更像一场影响深远的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将在区域和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一)CPTPP或将诱发亚太经贸格局转换

CPTPP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TPP条款，各国承诺大幅度降低或取消关税，延续了TPP高度自由化的标准。如表1所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6个成员国将在CPTPP生效实施一年后取消90%以上的产品关税，日本、马来西亚、秘鲁的零关税比重将达到80%以上，墨西哥、越南的零关税比重也有76.99%和64.22%，这将扩大CPTPP内部贸易的规模、增进成员国的整体福利，可为成员国带来福利的增加和非成员国福利的减损。

CPTPP的意义不仅在于取消或降低关税，更重要的在于其对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内高度自由化。如金融服务、投资、跨境服务贸易等方面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给予外来资本、服务及其提供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无歧视的市场准入；实施便捷的海关和边境程序，促进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以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拟订技术法规、标准，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便利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等；鼓励缔约方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磋商和协作机制、广泛采纳良好的监管实践，促进监管的一致性，确保TPP市场上的商业主体享有开放、公平、可预期的监管环境；确保全球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创造一个开放、自由、安全可靠的互联网环境，促进电子商务和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秉持透明、可预期和非歧视原则，确保对来自成员国的投标者和本国企业同等对待，形成显著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对区域外国家依然维持原有的关税、非关税保护措施，且为保证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CPTPP制订了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区域外产品和原材料采取无条件歧视政策，导致非成员国产品难以进入CPTPP成员国市场，刺激跨国公司从非成员国撤资，转而在CPTPP成员国投资设厂、规避贸易壁垒，形成所谓的投资、贸易转移效应。

面对来势汹汹的CPTPP，区域内非成员国（地区）唯有慎重对待、评估CPTPP的经济冲击和政治影响，而消除种种疑虑和担心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加入CPTPP。截止CPTPP协定签署时，韩国、印度尼西亚、英国、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斯里兰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加入CPTPP的兴趣，部分国家和地区为加入CPTPP已着手调整自身的法规和产业，以便尽快有效对接。如韩国重新调整分工系统，推进价值链革新，思考今后的布局体系；中国台湾地区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并逐步松绑相关法规以对接高标准的自由化要求。美国在退出TPP一年之后也表示“如果能够敲定一个比之前更好的协议，不排除重返TPP的可能”，并同相关国家多次讨论重新加入TPP的事宜。针对周边国家（地区）加入或重返CPTPP的兴趣，CPTPP也持开放态度，鼓励其他国家（地区）或单独关税区加入，扩大成员规模，以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创建亚太自由贸易区提供基础。

CPTPP成员国代表多次表示CPTPP旨在建立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任何国家（地区）有兴趣并且愿意遵守CPTPP规则，就可以讨论加入事宜。因此，CPTPP一旦生效就将启动吸纳新成员的谈判，日本、澳大利亚还积极游说美国在初始协议条件下重返CPTPP谈判，以恢复TPP预设的规模、效应和影响。CPTPP规模扩张的潜在对象大多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最有可能加入CPTPP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CPTPP寻求战略性扩张的目的在于试图牵制主导亚洲经济秩序的中国，势必对东盟倡导、中国力推的RCEP形成战略挤压，降低RCEP在本地区的经济效能和战略影响。部分发达国家本就不满意RCEP的“低标准”规则，尤其日本对RCEP怀有极大的抵触心理，RCEP或将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俱乐部”。

近年来，亚太经济一体化处于TPP和RCEP的“双轨竞争”之下，二者实力规模、成员偏好大体均衡，参与成员、覆盖范围相互交错，两者存在明显的竞争和胁迫关系。随着CPTPP的崛起，CPTPP规则可能向RCEP进程渗透，CPTPP覆盖的范围可能达到整个APEC区域，并进一步向亚太以外区域扩张，对RCEP的强势冲击可能促使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双轨竞争”格局向“单轨运行”或“主－辅轨道”转型，从而消解在RCEP框架下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可能。另外，RCEP谈判开启以来，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就积极推进其奉行的“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力促谈判向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开放、政府采购等先进领域扩展，并希望各方以TPP规则为标杆达成高质量的RCEP协议。CPTPP的率先达成及其主要成员国“把高标准规则向周边区域扩展”的强烈企图或将对RCEP的谈判进程带来巨大压力，增加发达国家在RCEP谈判中要价的砝码、迫使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让步。CPTPP引发的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变革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而非弱化了美国、欧盟、日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角色。游离于CPTPP之外的中国、印度、俄罗斯、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若选择加入CPTPP就意味着接受“全面且先进”的CPTPP标准，放弃灵活多样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贸易规则，势必对本国产业带来冲击；不加入CPTPP，本国经济上将遭受歧视性待遇、面临投资贸易转出、福利下降等利益损失，或将被排斥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之外，无法参与亚太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总之，CPTPP的生效实施及其后的扩员行为将严重冲击“双轨竞争”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促使亚太经济格局朝着CPTPP路径转换。

(二)高标准的CPTPP规则或将引领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

近年来世界经济逐步由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各国企业利用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性，信息、通信、网络和运输技术的进步又为各国企业全球范围内的运营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持。从国际经济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的契合度来看，现有的WTO框架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仍然停留在边境海关层面，根本无法适应商品价值链在全球铺开的现实。作为21世纪较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CPTPP适应了世界经济朝着全球价值链的方向发展趋势，其生效实施或将促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沿着“高质量”的轨道演进，进而推动贸易、投资规则变革。CPTPP深化了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条款内容，大幅度削减了成员国之间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了对再制造产品的进口限制措施，给予货物贸易、投资、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政府采购等准入前国民待遇，以便其“公平”地进入市场环境；CPTPP对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着严格规定，旨在降低由于各国制度、法规不一致而出现的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新经济的发展；相较于亚太地区现有自由贸易协定，CPTPP新增了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反腐败、金融服务、电信、纺织服装等议题和特定行业议题，对现有FTA进行了大幅度的拓展和延伸，体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的特征，通过协调与合作降低了各国管制政策导致的区域市场分割，成员国在放弃特定国内法律或管制政策的管辖裁量权的同时获取了额外的经济利益，使得各类企业不因得不到政府扶持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CPTPP协议大幅度提升了区域内自由化水平，有效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对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要求，为参与成员带来巨额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能成为21世纪的全球经贸规则的引领者。

四、结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实现经济“重返亚太”、分享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抢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美国主动参与了TPP谈判，TPP于2016年初正式签署。美国强势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行为引起了中国、东盟和相关国家的疑虑，担心亚太经贸秩序受美国主导而开启了RCEP谈判，试图构建一个与TPP并行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亚太地区形成了“双轨竞争、胁迫共进”的一体化结构。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视域下，本文分析了CPTPP的生成机理、发展趋势和后续影响，发现CPTPP谈判大致遵循了“由外及内、外压内促”双向驱动的演进逻辑。

基于CPTPP内在的扩张性和各成员国藉此打造亚太一体化的企图，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加入谈判的强烈愿望，CPTPP必将冲击和挤压RCEP的生长空间，迫使“双轨竞争”的亚太经济一体化格局向以CPTPP为基础整合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转变。鉴于CPTPP达成的高标准、先进性规则契合了国际生产、分工和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企业发展的需求，代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CPTPP或将成为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标杆，促使国际经贸规则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亚太地区的CPTPP非成员国不仅面临被排除在亚太价值链重构进程之外的风险，还要承受CPTPP高标准规则倒逼的压力，最终不得不推进国内经济体制、规则的改革，以适应新一轮经贸规则变革的需求。

在如此压力和冲击之下，中国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策。首先，可以把CPTPP规则作为参考，进一步扩大投资、贸易、服务、金融等领域开放，探索深化国内政策法规体制改革，推动边境线规则与边界内规则双向联动，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为国际商品、资本、人员流动营造法治、透明、自由、便利的营商环境，更好地适应国际生产、分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的需求。

其次，中国化解被CPTPP排斥、被挤压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加入CPTPP谈判进程，并融入新的亚太价值链，找到适合自身的坐标定位，努力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分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现在又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高标准”规则的尝试，为接受CPTPP规则做了一定准备。

第三，面对CPTPP达成并将实施的强大压力，中国、印度等非CPTPP国家应协调立场、化解分歧，努力推动RCEP谈判尽早达成，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适应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需求的包容性区域自由贸易组织——RCEP，以应对CPTPP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