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一直坚称，从不把自己的女性特质作为第一位，而是首先把自己看成一位有想法的政治家、一位宣扬某些原则的政治旗手，只是自己恰巧是女性罢了。她下定决心要让她的政府与以往不同……
撒切尔夫人(资料图片)
本文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传》，独家稿件，请勿转载。
1979年5月4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入主唐宁街。她肩上的担子很是沉重，满载着大众的期待、好奇、希望，以及忧心。当选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的首位女性领导人，这一成功为她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创新意义。她在民调中领先时，一种疑问总是挥之不去——英国选民独自走进投票亭，会不会真的投票给一位女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承认大选失败，下台时他刻意还特别表示“一位女性登上首相之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历史时刻。”正如一位《卫报》作家写的那样，“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小步，是整个妇女界的大跨越。”
然而，撒切尔夫决意淡化女性主义成分在她取胜选战中的分量。她一直坚称，从不把自己的女性特质作为第一位，而是首先把自己看成一位有想法的政治家、一位宣扬某些原则的政治旗手，只是自己恰巧是女性罢了。尽管从格兰瑟姆到牛津，再到威斯敏斯特，现在到唐宁街，在30年的成长过程中，她巧妙地利用性别获得了所能带来的一切优势，她却很少自视为女性的开路先锋，今后也没打算这么做。她的卓尔不群体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是女性从政的黄金期，1979年妇女返回政坛的人数比1951年后任何一次选举都少，只有19名议员，而上一届议会却有27席。“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位女首相，”她在自己的电视回忆录中宣称。她倒喜欢吹嘘自己是理科出身、位临首相的第一人。
比性别带来的新鲜感更夺人目光的，是人们普遍感到她代表着政治的新气象，将会一扫近年来的政治污浊。当然，1979年的时候，没有人想得到会担任首相长达11年，并给整个时代深深地打上属于撒切尔夫人的个性烙印。毫无疑问，她是完全不同的。她的崇拜者认为她的当选是陷入衰败中的英国最终走出衰落谷底的唯一机会，尤其是这些崇拜者还包括许多前工党选民。包括保守党许多人士在内的其他人则担心，她会是位思想狭窄的独断者；如果没有更高明的意见形成制约，她那些思维简单的补救办法必定引起灾难。当然，介于这两种想法之间，亦有许多愤世嫉俗者的认识。他们相信，到最后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前一任首相实际上并无两样，高谈阔论将很快变为尘土。尽管她一直勇敢地说要通过复兴企业精神，恢复英国的“伟大”(不管这一伟大指的是什么)，可她身为反对党领袖时也从未具体说明具体的实施策略。为什么非得期望她扭转局面，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撒切尔夫人下定决心要让她的政府与以往不同。鼓舞她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命感和历史命运感。“我不能容忍英国衰落，绝对不能，”在选举中她坚称。“我知道我可以挽救这个国家，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能力”，据说在七年战争期间的1757年，查塔姆伯爵上台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与查塔姆伯爵比我真有点放肆”，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但是，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我的这种兴奋来自相同的信念。”
当然，这段话是许多年以后写的。然而，从她走过唐宁街10号大门的那一刻起，官员们就感到这种强烈自信的力量。她的首位首席私人秘书肯尼思•斯托回忆说，从第一刻开始，她就“绝对专注，绝对负责”，而且“非常躬亲”：她要求介绍所有情况，立刻负责所有事务，甚至在她还没挑选内阁成员之前。这种风格与前任松松垮垮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撒切尔夫人似乎不需要睡眠，她期望其他所有人都跟她一样。在她整个一生中，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四年里，她一直在为这一刻而训练自己。“我的工作日程一直非常紧，不过我喜欢这样，”上任第一周年时她告诉一位记者，“我有巨大的能量，平生第一次有了充分使用这种能量的机会。”
然而，她始终用小心谨慎掩饰内心强烈的渴望。大体上，她明白自己要完成的事情。她知道经济思想界支持“新右派”自由市场议程的强大运动是一股可以抓住的潮流。在过去四年里，她和基斯•约瑟夫一直在鼓吹这一议程。然而，与此同时，她知道在白厅、在首都以外，还有不少在保守党内部，既得利益阶层与根深蒂固的当权派构成的反对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因此要带领保守党与国家，她就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大选已经给了她43个议席的足够多数。然而，所有媒体都强调，大选结果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经济繁荣的英格兰南部与在困境中挣扎的英格兰北部老工业区、威尔士和苏格兰之间刑场强烈反差，而后者仍然是支持工党的主要地区。
她常说，她只有一次机会让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而她并不想浪费这次机会。因此，在选择内阁成员、接管政府机器、制定自己的最初议程等方面，她表现出的谨慎态度远远超过了在野时言辞所表达的程度，让许多最热心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但却安抚了那些担心她会顽固到危险程度的人士。在回忆录中，她将自己描绘为一位决意把这个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麻木状态唤醒的激进改革者，这种英雄形象其实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一种对政治现实的精明认识和少许真正的谦卑态度缓和了她的激进立场。她对自己面临的巨大任务并不存在任何幻想。
她的长期目标已经在在野期间设定，那就是从英国政治中清除她所谓的“社会主义”，逆转战后时代出现的整个集体主义趋势，从而实现国家道德上的振兴。“经济是手段”1981年她宣称。“目标是改变灵魂。”不过，在短期内，她决定把注意力放在经济手段上。她不会被国外事务分心；对华而不实的宪政改革不感兴趣；也没有任何解决国家福利问题的计划。尽管她曾得到公众授权，可以对工会法进行修改，但她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因此，虽然身为决意激进改革的政府首脑，她1979年5月提出的具体改革议程却非常的少。从1975年起，在反对党位置上，她刻意坚持一般性原则，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她的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确定了一些大目标：政府应该削减公共开支、削减税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避免对经济过多干预以及普遍信任自由市场的运作。但是，这些东西很少要求立法。其大部分内容就是不去做前两党政府均认为必须做的事情。
她有三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送她上台的选举时机带给她巨大的优势。假如工党政府在前4年的任何时间垮台，她就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启动自己的自由市场试验。然而，上年冬天工会策划的动乱却帮了她的大忙。从1969年起的10年里，工会摧毁了威尔逊政府、希思政府以及现在的卡拉汉政府。过去40年来普遍的明智看法是：治理国家必须得到工会的同意。而随着工会动乱，公众对这种预设的容忍已然崩溃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得有人站出来，把他们打垮，而这个人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而且，在官方层面，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货币主义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上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极富争议性，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被政治家贴上各种右翼极端主义的标签；但在过去两年里，在国际货币基金引导下，工党政府实际已经接受并悄悄地采用了这种理论。卡拉汉和他的财政大臣以实用而不是教义为依据，对货币增长一直采取抑制措施；新的保守党政府，至少指导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大臣小组，更把控制货币供应作为一种原则去遵循，甚至一种信仰去信奉。但是，对新的保守党政府而言，控制货币供应的土壤已经准备好，因而财政部内部的政策变化更像是装潢门面更像是一场展示，超过了真实的内容。在这方面，未来政府的独创性远远地低于保守党所宣称的程度，也达不到工党前大臣们愿意承认的水准。
新政府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北海石油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北海石油减缓了政府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冲击。1980年夏天，英国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这笔意外横财所发挥的作用被政府上台恰逢严重世界经济衰退的事实所掩盖，因此在最初二到三年里，经济新闻几乎全是失业和通货膨胀飙升这样的坏消息。不过，如果没有英国独立的石油供应给政府收支平衡提供的额外补贴，经济衰退的影响一定会严重得多，也许政治上是无法持续的。
跟所有前任不同，撒切尔夫人的目的不是由英国政府来控制经济，而是教会英国工业行业通过提高竞争力求得生存，不要指望政府救助。因此，她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出三至四项大胆的决策，然后勇敢地执行这些决策。然而，这样做的难度却超过了事前的预计，因为随着经济的衰退，各个政治派别一致要求政府搁置意识形态偏见，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而这一点正是撒切尔夫人决心回避的。抵制这种联合建议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撒切尔夫人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这种自信给了她道德上的支撑。实际上，好斗的本性让她在这种逆境中得到乐趣。持有旧共识的反对者越是强调她必须改变路线，她绝不偏转的决心就越加坚定。甚至坚持路线不动摇本身就成了一大目标，与经济上的争论毫无相关。因此，在最初两年的考验期间，撒切尔首相的风格已经铸就。
传统的保守党内阁
内阁的构成反映了这种长期决心与短期现实主义的结合。尽管在野时她曾勇敢地说要组成“一个没有时间进行内部争论的信念内阁”，实际上，除了确认竞选前影子内阁的大部分成员进入内阁以外，撒切尔夫人并无其他选择。由于在野时维持着广泛的党内团结，在取得胜利这一刻她不能突然任命一个激进的撒切尔主义内阁。事实上，第一天晚上在唐宁街在与威利•怀特洛以及即将离任的首席组织秘书汉弗莱•阿特金斯一起确定第二天要宣布的政府各部门的分配时，在很大程度上她听从了怀特洛的意见。除一项重要的例外之外，所有重要人物均没有被排除在外，也没有进来一个新的面孔，同时，还招回好几位旧的同事。这是一个似乎不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的内阁。不过，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确保关键的经济职位留给她所称的“真正信徒”。
对大数政治评论员来说，撒切尔夫人最棘手的难题是要不要将特德•希思吸收进新政府。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正如她坦率地对最早一位传记作家解释的那样，“他不会作为某团队的一名成员仅仅坐在那里。他随时都会试图夺回失去的地位。”她通过摩托车寄给他一份短暂亲笔信，告诉他，经过“对外交大臣职务的长时间并深入的”思考，她决定将这个职务交给彼得•卡林顿，“我相信你会同意，他会干得非常出色”。后来，她又在这种所谓的伤害之上又添加了公开的羞辱，尽管希思曾经明确表示绝不离开下院，她仍提议让他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这显然是不想让他干涉国内政治。在未来的11年里，这位坐在通道前排的前首相，以虎视眈眈的愤怒，对那些受到怂恿批评政府的保守党不满分子起着最强大的威慑作用。
将希思排除在外的代价是撒切尔夫人必须在她的内阁里吸纳希思的前同事。因此，怀特洛当上了内政大臣，弗朗西斯•皮姆担任国防大臣，卡林顿出任了内阁掌玺大臣，并答应伊恩•吉尔摩作为他在下院的副手。詹姆斯•普莱尔被确认为就业大臣。最重要的是，彼得•沃克被召回担任农业大臣。人们广泛认为，撒切尔夫人认为沃克(与希思不同)是一位潜在的批评者，留作后座议员过于危险。事实上，她一直认为沃克是位很有才干的大臣，这一点可以从未来10年她安排他领导一系列政府部门中得到证明。
她对迈克尔•赫塞尔廷却不怎么重视。她认为此人具有野心，比较危险，难以信任，而且意识形态上并不健全，但她也承受不起将他排除在外的代价。在野时赫塞尔廷接受影子内阁环境部长时，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在将来的政府中不担任这种职务，不过在拒绝出任能源大臣后，他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环境大臣的职务，后来发现这个位置非常适合他。
前希思派其他人士占据了大部分的支出部门。不过，新内阁的发动机室却在各个经济部门。首相与财政大臣的关系是任何一届政府成功的核心。4年前，撒切尔夫人没有选择她的精神导师基斯•约瑟夫，而是选择了性格顽强的杰弗里•豪作为她的影子财政大臣。现在，尽管有点不情愿，她仍然信任豪。在反对党位置上，豪勤奋工作，为货币主义政策奠定了基础，据说他是“唯一可以提出建议并与玛格丽特共事的男人”，然而，她总觉得豪的温和态度让人恼火，已经习惯性地欺负他。
与豪一起在财政部任职的有约翰•比芬，任首席大臣(为内阁成员)，他是一位年轻而最有才华的货币主义者；有奈杰尔•劳森，任财政司长(不在内阁之列)。基斯•约瑟夫去了工业部。不出所料，他其实过于仁慈，难以无情地取消补贴政策，虽然这恰恰是他本人在理论上所倡导的。而约翰•诺特则在贸易部任职。这五个人——豪、约瑟夫、比芬、诺特和劳森——与撒切尔夫人本人一起，组成了负责政府经济战略的核心小组。允许接近经济工作小组的唯一非货币主义者是吉姆•普莱尔，他被任命为就业大臣，显示新政府并不愿意与工会过早地发生对抗，因而受到欢迎。撒切尔夫人接受这种分析。“我心里十分清楚，”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需要吉姆•普莱尔……吉姆是我们理性的象征。”
绝大部分媒体评论认为，这种温和的政府组成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但媒体无法预计撒切尔夫人到底将如何运作这样的内阁。事实上，对政府现实的本能认识掩饰了她相对的经验不足，这种本能让她的算计超越了她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使得在内阁席上坐的个人以及人数都变得无关紧要。只要让后来被她称为“窝囊废(湿才)”的人士丧失制订替代经济政策的部门基础，她和这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这些人自然成为“干才”，也就是信奉撒切尔夫人政治意识的保守党政客)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实施他们的经济战略。这些“湿才”没有辞职，也不想辞职，只能留下来，默许实施他们不喜欢的政策，但相信政治现实迟早会迫使他们改变方向。
打一开始，全体内阁会议就从来不讨论经济政策。不过，在最初担任首相的那些日子里，撒切尔夫人大多时候都遵循传统，通过内阁委员会结构从事管理运作：有关经济政策的决策由她本人主持的经济委员会(E委员会)做出。她每周与货币主义的核心圈子举行早餐会，参加的人有豪、约瑟夫、比芬、诺特，还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这种周四早餐会一直保密，直到1980年11月被胡戈•杨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公开披露出来，不过，这时他们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目标，小组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与特德•希思相比，在范围更大的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允许进行更为自由的讨论，部分原因是她在同事当中缺乏希思那种权威(近一半的内阁成员年龄比她大，好几位比她经验丰富得多)，部分原因是她喜欢出色的辩论。近几年来，她经常输掉辩论，但却从来没有失去控制，这不仅仅因为在各个职位上有分量的人都是她的核心盟友，而且因为在危急时刻，威利•怀特洛和彼得•卡林顿不会让她陷入严重的尴尬境地。她从来不举行投票，所以她不会在投票中让别人占先。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即使最后经常是她说了算，内阁中存在强大的反对派其实是对她有利的。这些反对派通常由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士构成，具有独立的地位，可以与她进行辩论。在后来的几年里，她的同事比她年轻得多，而且全是她提拔上来的，撒切尔夫人便缺少了这种反对。正是因为如此，在某些方面，首任内阁是她三届政府中最好的内阁。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拥有权威，关键在于怀特洛。多年之后，她说了句不朽的话：“每个首相都得有个威利。”不过，她最需要怀特洛的是在第一个任期。怀特洛是具有家长作风的旧保守党人的公认领袖，如果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召集内阁中的多数人与撒切尔夫人作对。然而，这位1975年曾挑战过撒切尔夫人并被她打败的怀特洛，将服务于她当成一种荣耀，几乎像士兵服从、伺候长官一样。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他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争辩，但这种争辩一般是在私下进行的。如果他认为撒切尔夫人的意见过于超前保守党或公众的意见，他常常会向她提出警告。但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缓和紧张局面，确保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后，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判断与她的判断相左，或者支持任何形式的派别来与她作对。有些同事认为，怀特洛因此放弃了他作为保守党传统平衡力量的责任，即制衡撒切尔夫人激进本性的责任；然而，只要威利像磐石一般与她站在一起，内阁中任何其他集团与撒切尔夫人作对都无法取得成功。
实际上，撒切尔夫人利用他来主持内阁。从商业术语上讲，她就像一位公司总裁而不是董事局主席，她所关心的不是达成协议，而是推行做出的决定。她常常第一个发言，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挑战任何能够提供足够证据的持不同意见者。“我在律师界当学生时，”有一次她告诉下院，“第一位带我的律师给了我一条非常好的建议。他说，‘一定要先把你的结论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等你说。’”作为首相，她把这条建议变成了习惯做法。在热烈地交换看法之后(经常是与一位同事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她常常会让怀特洛做总结，后者会以娴熟而温文尔雅的方式对辩论进行总结，平淡地抹平分歧，同时确保首相自得其所，或者至少不被明显击败。“她肯定咄咄逼人，”一位内阁成员确认，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她绝对占优势……在各种问题上，都有相当激烈的讨论……不过，多半是她占了上风，这不仅仅因为她总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还因为如果她认为大臣们不懂自己管辖的业务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当着同事的面斥责他们。”此外，正如吉姆•普莱尔所描述的那样，不给同事们进一步拓展自己看法的时间。“如果某位大臣出现一丁点拖延，或者她不同意他说的观点，她都会予以打断。”在与大臣及官员举行的小型会议上，她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她尊重交谈人的专业知识、真心希望听到交谈者的见解时，撒切尔夫人又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不过，要保持她的注意力，就必须迅速地说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废话就等于死亡，”一位高级文官回忆说。她之所以对杰弗里•豪存在许多不满，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会迅速说明自己观点的本领。她为了辩论而喜欢辩论，经常为了挑起辩论而采取相反的路线。正是通过辩论她才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她常常会鼓励辩论，”撒切尔政府负责政策机构的负责人约翰•霍斯金爵士回忆说，“并为自己能够取得良好的思维而感到满意。”幕僚们很快明白，尽管她阅读所有的文件，但从来不为仅仅表现在文件上的东西而折服，而是需要在辩论中考验提出的案例，然后才会考虑采纳。与此同时，她在辩论中格外难以对付，因为她从来不会承认输掉了辩论，当出现的观点会对自己不利时，她常常“不得要领，难以置信”，并且缺乏逻辑。她甚至会突然改变话题，以保持优势。几年后，艾伦•克拉克回忆与首相的一次辩论，他发现撒切尔缺乏逻辑，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没有合理的顺序，没有横向联想思维，只是一味地来回跳跃。”不过，他归纳道：“旺盛的精力，来来回回走动的速度，使她成为一位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她的辩论不仅仅是为了理清思路，而且为了取胜。
她可以改变主意，但永远不会承认曾经出错。头一天她还在利用一切所能支配的资源极力抵制一种论点，可到了第二天她又会毫无愧色地把这种论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提出来，并不承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也不承认跟她讲话的人曾经有过某种观点。
有些同事认为，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既是必要的，而且至少在开始也是有效的。卡林顿勋爵认为，作为一位女人，在1978到1981年那种环境下，这种方式可能是撒切尔夫人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约翰•霍斯金也同样认为，她必须“情绪激动，让人难以接受、难以对付，这样才能推动……激进的思维”，击败内阁中她所称的“失败主义者”。即使杰弗里•豪这位被撒切尔夫人欺负得最狠的人，1980年对帕特丽夏•默里也谈到过开始那些日子与撒切尔夫人一起工作时的兴奋心情。
嗨，她简直太激动人心了！她思想开放、坦率热情、不甘屈服……与她一起工作乐趣无穷。在你与她从来没有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上，你永远不知道她会出现什么样的本能反应，但一定是非常有趣……即使在没有乐趣的日子里，她也认为非常值得做一尝试。
然而，其他人却既不具备豪那么强的适应性，又不具备普莱尔那么充沛的精力。他们认为撒切尔夫人这种战斗型政府管理，不仅不利于做出明智决策，甚至还是有害的。大卫•豪威尔是一位有思想性的政治家，他天真地想象本届内阁会成为交换思想的论坛，结果发现刚好相反，“某些口号……写在石碑上，只用来在每次辩论结束奚落对方，让对方闭嘴”，他感到幻想破灭。1979年内阁的另外一位成员认为，“这样管理政府是十分荒谬的。”
对于这些批评人士来说，撒切尔夫人不会授权，坚持在大臣们所管部门的最小细节问题上质问大臣，其实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她必须在所有时间内处于最高位置，并不断显示她处于最高位置。这位女学生不但要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还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完成。按照这种分析，从本质上讲，她的进攻却是防御性的。
这种做法显然造成了负面影响，既消耗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又还不能激发出别人的最好表现。尽管她自诩只要有工作做就从来不感到疲倦(她在回忆录写道，“只有停止工作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挺累的”，“首相对工作有一种强烈的认识，让睡觉成为一种奢侈”)，但许多与她有着紧密工作关系的人却坚持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真实。毫无疑问，她的耐力是惊人的，她可以一连数天每天只睡4小时，很少让自己睡眠超过五到六小时。不过，她的同事所看到的疲倦却超过了她所承认的程度。一个迹象就是，与以往相比，她更是说个不停。她拒绝承认身体疲倦是维护统治的一种途径。任何糊涂透顶地承认需要休息的大臣都会被嘲笑成懦弱的男人。间或，她会展示自己的母爱；不过乔治•沃尔登注意到，那只是一种策略：
她说你看上去非常疲倦时的含义是，你是个男的，而她是个女的，你属于下级，她却是首相，然而，与你不同的是她从来不感到疲倦。
同样，她坚持说其他人必须休假，而拒绝承认自己需要休假。1979年夏天，她告诉一位同事“我必须统治。”她经常暗示，窝囊废才需要度假。不过，她时刻紧绷的状态同时传递的信息是，她自己是无可替代的。她认为，如果休息一会儿，或者放松警觉，公务员队伍很快就会恢复足以造成瘫痪的惯性，她的那些软弱的同事就会故态复萌，而她的敌人们会联合起来反对她。然而，由于不信任自己大臣们可以管理各自负责的部门，撒切尔夫人最终贬低了他们。
因此，从最早开始，撒切尔夫人就通过无休无止的干涉，将政府业务集中起来，将所有事情抓住在手上，她不能充分使用别人的才能。随着她变得越来越强势，同事及官员们越来越不愿报告她所不愿听到的东西。所有事务必须上报唐宁街10号这一要求，约束了白厅内部信息和建议的自由流动，而她对同事的打击、纠缠、猜忌与反驳，玷污他们对她的忠诚，并最终达到了决裂的程度。早在1980年3月，对忠诚于她的国会私人秘书伊安•高就担心，“玛格丽特不善待同事，将自食恶果。”
6年前特德•希思领导的内阁格外和谐，即使在推行敏感而富有争议的政策时，也能保守秘密。与希思内阁不同，撒切尔夫人内阁从一开始起，就非常容易发生泄漏。众所周知并得到广泛报道的事实是，超过一半的内阁成员对承诺推行的经济战略存在深深的疑虑。撒切尔夫人指责这些所谓的“湿才”企图通过暗示及窃窃私语来颠覆他们在内阁内部无法击败的政策。真实的情况是两方都对外泄露，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分裂的内阁无法避免的结果。“湿才”向记者透露他们的疑虑，因为他们被拒绝了从内部影响政策的所有机会。而对撒切尔夫人自己而言，内阁大部分成员的任命是基于她对他们的同情，所以越过他们，通过新闻媒体直接面向公众，她觉得合情合理。她相信公众懂得她要做些什么。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好队员，更不是一名好队长，因为她从来不信任自己的团队。即使起用无论是出于信念还是出于野性都对她更加忠诚的年轻同事替换了最初的大部分对手后，削弱内阁成员的习惯也已然形成，难以改变。她对他们也不义，在她逼迫下辞职的大臣人数史无前例的多。终于，到1990年11月，存活者的集体忠诚出现了裂痕。
在唐宁街10号内部
在更大范围内，新首相必须在白厅迅速树立自己的权威。从上台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对整个政府机器承担责任。然而，英国首相并没有一个属于他或她的部门，负责协调与白厅这个更大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英国首相只在唐宁街10号有一个小型私人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从前政府继承下来的十分混杂的各式各样职业文官组成，他们的责任是保证连续性；有几位来自各种反对派阵营的私人工作人员，他们多半没有任何在政府工作的经验；还有一群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非正式政治顾问的人士。民主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政府权力迅速实现交接。为了实现可能的过渡，官方层面上要做一些谨慎的准备工作，但是撒切尔夫人一直对任何想当然的做法都保持警惕，因此，这个关键的核心机构必须在一个周末组建完成，从周一早上开始负责国家的运转。
撒切尔夫人走进大门，迎接她的两位主要常任官员是她的首席私人秘书肯尼思•斯托与内阁秘书约翰•亨特爵士。这两位官员在年底前都要更换，不过两人都在向撒切尔夫人介绍新的职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斯托温和而内敛，他以典型的平稳方式实现了从卡拉汉到撒切尔夫人的过渡，但他在唐宁街只待了六周。这是“非常紧张的六周”，他回忆说。接替他的是来自国防部的克莱夫•惠特莫尔。尽管在一位内部批评人士看来，惠特莫尔“特别像个机器人”，他却本能地同情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目标，他们之间很快形成了紧密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了3年，直到她派他重回国防部担任常任秘书，这时他还非常年轻，只有47岁。
从1973年起，约翰•亨特爵士一直担任内阁秘书，实际上是首相的常任秘书。因此撒切尔夫人是7年来他服务的第四任首相。他记得她是希思手下的教育大臣，当时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她会成为首相。亨特的风格活跃而务实，撒切尔夫人初来乍到，觉得他有点自以为是。1979年底亨特退休，她高兴地选择了更听话、完美管家式的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接替亨特的职位。阿姆斯特朗是一位典型的受过伊顿及基督堂教育的文官，能够胜任这一高级职位。他的唯一障碍就是曾经担任过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跟过去的上司依然保持紧密关系。然而，他是公务员队伍中公正无私的专业精神的典范，撒切尔夫人性格中保守的一面尊重这种传统的素质，只要聘任他们提供服务，他们并不妨碍她的工作。尽管从习性上讲阿姆斯特朗远不是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但他却像威利•怀特洛一样，在接下来的7年里，以绝对的忠诚与谨慎，为撒切尔夫人提供服务。
负责私人办公室的是她的政治秘书理查德•莱德尔以及几乎不为人知的大卫•沃尔夫森。不过，撒切尔夫人的个人支持团队同时还有很强的女性成分，尤其是在早年，其主要原因是她几乎不分生活与工作。她给自己回忆录的第一章起名《乱七八糟(over the shop)》，写住在唐宁街10号就像重新回到格兰瑟姆一样，这样说并不是文学修饰，而是准确地描写了她的生活状态。在工作日里，她总是快步上楼梯，到顶层房间，吃饭、更衣，或准备讲话，然后下来参加内阁委员会会议，或会见外国领导人，与同事及顾问的会议经常就在顶层单元房间召开。如果丹尼斯在场，有时他会旁听非正式的会议。深夜，丹尼斯常常以坚定的口吻告诉撒切尔夫人该休息了，会议由此结束。一次她告诉兴奋的电视观众，她“一直在工作上”。正因为此，她并不在意自己的私人空间被工作所侵扰。跟男首相完全不同：男首相可以整天穿同件西服，一个月理一次发；可她的衣服、头发、化妆成为她在公共场合出现所必需的道具，全天都需要不停而迅速地得到照料。因此，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工作人员与她的专业工作人员的混合程度超过了吉姆•卡拉汉或特德•希思。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催促秘书赶紧准备简餐撒切尔夫人本人也经常夜里做饭，并经常坚持动手为协助她准备讲话的助手或议员做顿简单晚餐(加热冷冻的意大利千层面或基辅鸡)。“一定要让她下厨，”丹尼斯经常告诉他们，“这是她的疗养方式。”。尽管撒切尔夫人公开地讲自己喜欢周围都是顺从的男人，在11年里只任命了另外一位女士进入内阁，而且为期很短，但她紧密的随行人员中总有一种独特的女人味。
撒切尔夫人理所应当地感到骄傲，她为唐宁街10号制造了一种幸福的家庭气氛。尽管她对自己的同事及顾问比较粗暴，但她对自己的私人工作人员、对所有的司机、电话员等负责维持政府机器运转的人却非常体贴。1980年3月她的司机突然死亡，在繁忙的一周活动结束后，她坚持去伦敦南出席丧礼，安抚遗孀。同样，福克兰战争期间，伯纳德•英厄姆的妻子发生意外时，她坚持让他去照看妻子。她以坚定的口吻告诉英厄姆，她并不希望他几天后就回来工作。
最后，有一桩在乡间别墅吃午饭的趣事，经常被人们愉快地不断转述。一位在桌旁服务的人员不慎将热汤洒在杰弗里•豪的大腿上，首相立刻走上去，十分关心的不是她的外交大臣，而是那位姑娘。“没事，没事，”她安慰姑娘，“这种事情谁都会发生。”撒切尔夫对自己工作人员的体贴与对待她的同事(尤其是对豪)的傲慢态度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所以事后，罗尼•米勒还问过她“这么随便对待杰弗里爵士”到底明智不明智。
1979年末，伯纳德•英厄姆成为首相的首席新闻秘书，从一位好斗的工党支持者，很快将忠诚转向新的女主人，并成为她最忠实的仆从之一。他充满活力并高度个性化的新闻发布将公务人员的中立推到极限，但撒切尔夫人却绝对地信任她，他由始至终一直是撒切尔夫人随同中的核心人员。
撒切尔夫人首届政府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她的国会私人秘书伊安•高。从1974年起，他任伊斯特本的下院议员。高是位秃顶、穿着随便的律师，尽管只有40出头，他却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老式守旧方式。他1979年以前几乎没见过撒切尔夫人，因此被任命为她的私人国会秘书时他感到十分吃惊，但是他很快被撒切尔夫人的魔力征服。1990年高被暗杀后，艾伦•克拉克写道：“伊安爱上了她，我说的这种爱，是指除了肉体以外的一切。”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伴随着她，在公开场合保护着她，在深夜一块儿喝威士忌，一块儿聊天，帮她私下放松。与此同时，他是所有首相中与后座议员保持最敏感联系的人。罗纳德•米勒说，“他被亲切地称为‘心腹告密者’，他有一种诀窍，能向这位女人汇报她需要了解的所有市场八卦新闻但却不透露底细。在政界，这是一种难得的技艺。他还是杰弗里•豪的老朋友，所有这些都利于协调政府核心的关键关系(首相与财政大臣之间的关系)，后来这种关系恶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81年到1982年，撒切尔夫人的首相位置安危未定，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高对挽救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83年，她觉得一定得给他一个大臣的职位，但后来她却发现无法找到具有同样素质的继任者。结果，她与她的后座议员的关系不断恶化。而高是独一无二，是无法替换的。
最后，当然还有丹尼斯。在繁忙的政府事务中，这位首相丈夫随意出出进进，飞快地撰写讲话稿，即兴做饭菜，给撒切尔夫人的唐宁街生活增添了许多特殊的风味。丹尼斯1975年从伯马石油公司正式退休，但仍然拥有一连串的非执行董事头衔，拥有经常一起喝酒的密友和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伙伴。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跟他一样，玛格丽特也一直按照她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他不断地出入于会场，旁听会议，并毫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商业方面(例如在英国利兰汽车公司问题上)具有真才实学，玛格丽特需要仔细听他的意见。她曾经说过自己不需要有关石油行业的情况介绍，因为“我每天夜里都跟石油工业住在一张床上。”在其他问题上，他的作用就是让她和她的工作人员不断了解高尔夫俱乐部人士的想法。
在一般情况下，丹尼斯很早就寝，留着她继续工作。不过，他极力呵护着她，她也听他的话。有许多故事说丹尼斯打断了她深夜的演讲写作，以自己所独有的方式坚持她应该上床休息了(“女人，上床”)，或者提醒她“亲爱的，说真的，这又不是写《旧约全书》。”至少在表面上，他从未丧失属于他那个阶级和年代的丈夫施加在妻子身上的那种男性权威不过，反过来也一样。罗尼•米勒回忆，有一次她把丹尼斯从一个聚会上拖走，告诉他：“你要是想让我煮荷包蛋，就快走！”到最后，只要有可能为他做早餐，她就一定要赶回唐宁街，尽管她自己只吃一个苹果，服用一片维生素。威利•怀特洛经常发现，当其他所有途径都不起作用时，平静地跟丹尼斯说句话就能使她明白道理。
事实上，首相府商住一体使他们俩都不再需要来回奔波，夫妻俩在唐宁街比婚后任何时间都要亲密。他们都是出色的主人，丹尼斯在支持与保护玛格丽特上无比娴熟，他善于跟那些撒切尔不能说或不想说的人讲话，转移那些企图垄断她注意力的人。在最重要的出国访问中，他都陪伴着她，扮演了具有非凡机智与技能的首相护卫的角色。他还坚定拒绝接受采访。新闻界，尤其是陪同首相出现国际峰会的旅行新闻媒体，在回国漫长的飞行中有充分的机会看到他喝几口烈酒便夸夸其谈的样子，但从不引述他所说的话，尊重他的隐私。“他无可奉告，不可越界采访他，”伯纳德•英厄姆写道，“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直率、体面和忠诚。”
撒切尔夫人一贯对丹尼斯在她职业生涯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慷慨的赞扬。显然，早年他的贡献在物质上超过了精神上：他的金钱为她从事自己喜欢的法律及政治生涯提供了经济保障。他们过着非常独立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适合她，令人羡慕。但是他们的婚姻却是十分罕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越来越深厚。做首相的丈夫给他一份最理想的退休工作，他并没有明确界定的职能，但却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人性化作用，需要时随时到场。撒切尔夫人心烦意乱时，他让她心情平静，感到压抑时，他让她振作。1980年，她在保守党大会上说，“每天结束，就剩下我和丹尼斯，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与她关系最紧密的许多顾问都认为，造成1990年前她辞职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丹尼斯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首相与白厅
用彼得•轩尼诗的话说，撒切尔夫人“以龙卷风般的力量袭击了白厅”。尽管许多官员对这个有自身想法、充满活力、并且在议会中拥有稳固多数席位政府的前景表示欢迎，然而，在工党领导下经过多年飘忽不定与勉强权宜应付日子之后，他们对新首相对整个公务员机构持有的强烈敌意并没有心理准备。这种敌意是从首相那里流露出来的，而她也鼓励大臣们表达这种敌意。根据她在教育部及养老金部工作期间的个人经验，撒切尔夫人上任时坚信，作为一种政治原则问题，公务员队伍应该对英国过去35年来的衰落承担很大的责任：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一些个人外)，并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反而是主要问题之一。她认为公共服务从根本上讲是寄生的，是国家创新及创造财富方面的负担，过于庞大，过于官僚，自私自利，自我保护，本能上属于社团主义，又自鸣得意，充满着失败主义。她决心大幅削减这一官僚机构，不但在观念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白厅，撒切尔夫人的目的就是“剥夺”公务员的“特权”。
首先，在新一届政府许诺的公共开支方面的节约项目中，针对公务员的削减幅度最大。政府立即实施了招聘冻结并下调工资水平的措施。由此造成的愤怒情绪进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罢工，1981年地区办事处的关闭，造成了税务征收的拖延，给政府造成了大约5亿英镑的损失，最后问题才得以解决。所有直接涉及的人员都希望早点达成妥协，然而撒切尔夫人却决意显示政府在控制公共开支方面的决心，并相信政府削减工资可能是开始这一进程的最好途径。
其次，她在唐宁街设立了一个效率处，由德里克•雷纳爵士任处长，负责检查每个部的工作，研究节约成本的措施。到1982年年底，这个“雷纳突击队”进行了130项部门的检查，节约了1 7亿英镑，“减掉”16000个工作岗位。在撒切尔政府的头四年里，公务员人数减少了14%，在随后的6年里，随着对国有化行业的私有化改革使整个地区丧失了经济活力，随着行政职能从公共部门撤出，这个数字上升到23%，而相对于私营部门，公务员工资下降得更多。与此同时，服务的核心职能也不可逆转地从政策咨询转移到管理，即高效执行政策与提供服务。那些喜欢写作优雅备忘录的高级官员觉得，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目标、业绩指数以及现代商业方法的所有其他工具上。
新首相之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靠的不是结构改革或撤换人员，而是纯粹靠性格的力量：让白厅明白到底谁是老板。一种方法就是不停地要求接到通知后立即提供数字或资料，就连低级官员都感到首相无处不在，不停地向管理他们的大臣们催要结果，并要求“贯彻到底”，不让一个问题溜走。另一种方式就是依次去各部亲自视察，这是任何一位前任首相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她考问公务员负责的业务范围，询问他们的工作态度，挑战他们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惊人的创新显示出撒切尔夫人提升存在感的决心，也反映出她意识到自己在除教育部外的各个部门均缺乏经验，反映出她对学习的真实渴望。事实上，这些视察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方面，跟过去在教育部一样，她做得非常出色，跟下级工作人员谈话，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兴趣，感谢并鼓励他们；而绝大多数大臣对自己私人办公室紧密圈子以外却很少关心。另一方面，她与大臣级官员的会面常常会造成伤害：她教训的多，倾听的少。这种做法只会加强而不是改变对她的成见。
在未来的10年里，人们经常指责她将坚定的撒切尔分子任命到高级职位，从而“政治化”了白厅。不过，她还没有到那么鲁莽的地步。撒切尔夫人对官员任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填补空位方面比前任首相干涉得更为直接，不但在常务秘书这个级别上，还将手伸到级别更低的职位上。无疑，她提拔了她所喜欢的人，有时一个人写了份条理清楚、判断正确的情况简介就会引起她的注意，便得到提拔。因此，她在台上待的时间越长，她越能够按照她的喜好塑造公务员队伍。到了1986年，白厅整个的上层职位均被她任命的人占据了。
从原则上讲，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错误，恰恰相反，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一位激进的首相需要能够提供帮助而不是构成阻碍的积极官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撒切尔夫人所做出的非常规选择中，她任命的大部分人士是十分优秀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值得称道的。但是，问题恰恰出在她的判断上，尤其是降低了标准的判断：她对人员的瞬时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或公平的。官员们常常感到她靠第一印象对人做出判断，之后从不改变。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夸口：“我像一位公务员那样思考问题从来没有受到指责。他们必须像我这样思考。”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公务官员的职责并不是像政治家一样思考问题。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指责她“政治化”了公务员队伍。甚至10年后，彼得•轩尼诗还这样写：“在所有公务员最高三个级别的人员中，首相……很难找到一位真正的信徒。”说真的，她在未来11年里所做的，就是给公务员队伍打上个人的印记。然而，毫无疑问，其效果就是让公务员严重地丧失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