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率领下，组成闻名中外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17年中他们途经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5万余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著名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新安旅行团团员的母校是新安小学，创办于1929年，地点在淮安河下莲花街，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担任校长。1930年春，陶行知又委派他的学生汪达之到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校长。

1935年，在国难日益深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汪达之于同年10月10日，将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14名团员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在汪达之的率领下，身穿工装裤，打着三角团旗，冒着蒙蒙细雨，告别乡亲，登上轮船，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

他们以放映抗日影片、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歌舞剧、宣讲抗日主张、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开展岩洞教育、组织发展儿童团、募捐等形式支援前线，唤醒广大民众，共赴国难。

1938年春，徐志贯等3名新旅团员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团内秘密建立党支部。同年6月底，新旅来到了抗战重镇武汉。他们演讲、唱歌、写标语，开展大量宣传保卫武汉的活动，积极动员民众支持前线。直到军民大撤退时，汪达之还带着团员们一直坚持到最后。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这是1939年新旅团员王德威用牛皮胶水拌红土，在桂林附近七星岩岩洞的石壁上书写的标语，反映了新旅团员们不论在多艰苦的环境中都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学习。

皖南事变后，桂林一片白色恐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新安旅行团从桂林经香港、湛江、上海秘密转移到苏北盐阜地区。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亲切接见了新旅团员们，并把组织10万儿童支援抗战的工作交给他们。经过努力，新旅很快在阜宁、盐城、淮安等地组织起18万儿童团员，为华中的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编辑出版刊物是新安旅行团非常重要的一项宣传工作，在条件非常艰苦情况下，团员们自己动手撰稿编辑、设计制版，并到新四军军部印刷厂向师傅请教印刷流程及相关技术，成功创办了苏北解放区第一张“套色”儿童报纸。

报纸为8开4版铅印版式，版面图文并茂，分设各个不同栏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展示了团员们过硬的绘画、音乐功底。在此基础上新旅团员们又编辑出版了彩色《华中少年》《苏中少年》《少年画报》等刊物。利用这些报纸刊物，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抗日救国呼号，号召广大儿童及民众团结一致、积极抗日。这样不仅丰富了团员们的文化学习生活，同时还为农村扫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苏北盐阜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

历时17年的革命征程，新安旅行团的队伍壮大到600多人，在中国青少年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高度评价新旅的活动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支“少年革命团体”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现存于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的《少年先锋队队章》（形成于1945年）告诉了我们答案。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团在盐阜区行政公署大礼堂组织召开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大会正式选举新旅团员左林任总团长，李洪生、刘海峻、杨建东任副总团长，会上通过了新旅起草确定的《少年先锋队队章》，队章共包括“我们的目的”“什么人可以入队”“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队风”“纪律和公约”6个部分，明确了加入少年先锋队的目的，规定了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队风，制定了队纪队规及服务公约，细化了组织领导、产生办法、职务分工、下设机构、会议章程等具体要求，体现了当年少年先锋队工作组织完善，规范有序，纪律严明，这份《队章》可以说是最早地规范了少年儿童活动的组织和章程。

在起草《少年先锋队队章》前，新安旅行团团员还自行设计了“新安旅行团团徽”，铜质烤瓷，以中国版图为主题背景，由两名儿童头像与新安旅行团字样巧妙组合而成。

从淮安出发的首批团员就开始佩戴团徽，直至1952年5月新安旅行团结束它光荣的历史使命。该标志的佩戴象征着新旅团员们不畏艰难，抗战到底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

新安旅行团独特的“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600多名团员中，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比较杰出的有200多名。

80多年前，这样一批孩子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革命大军中的一支生产队、工作队和文艺宣传队，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诞生在抗日烽火中、前进在党的旗帜下的新安旅行团，以践行新式教育理念和唤醒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素材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档案馆、新华报业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