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本报记者张莹 实习生肖哲真

    1949年8月4日下午2时许，三伏天里的长沙闷热难耐。我接到命令，要赶到河东的温汰沫（湖南和平起义参与者之一）家去。

    外头很乱，我和译电科科长只能着便装外出。过江时，我们遇到了特务的搜查，后来，我们还发现有人盯梢。在经过潮宗街时，刚好有一群人在当街打架，我们趁乱摆脱了盯梢。

    温汰沫的家在寿星街，离现在的沿江风光带不远。当时，我并不认识温汰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要发一份什么电报。

    到了温家，电文底稿很快就到了科长手里，很短，不到200字。科长拿出密码本，我们两个一起把文字翻译成了电码。翻译完成后，科长很谨慎，叮嘱我再核对一遍。这时，他把电文底稿交给了我。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有：我军元气殆尽……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特向全国和西南宣告起义……

    看到这样的句子，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长沙不用打仗了。我们将电文翻译之后，将底稿和电码一起交给了温汰沫。

    （金世远介绍这份电文出炉的经过为：当时，程潜、陈明仁召集数十名官员、知名人士开会，温汰沫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形成了这样一份电文，温汰沫将电文拿回家，并打电话给第一兵团译电科，让译电员翻译电文，电文并没有落款署名。——编者注）

    完成这项工作时，只有温汰沫、译电科科长和我三个人在场。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离开人世。

    离开温汰沫家时，我们遭遇了空袭。发起空袭的是白崇禧残部。

    4日晚上，长沙有特务开始造谣，说土匪打进来了。好多人听到这些谣言后就跑了，其中包括译电科科长。稀里糊涂中，我被一辆军用车带走，一直开到湘乡，说是要“追逃”。

    5日，我又被送回长沙。第一兵团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在织机街耕耘圃2号。听人讲，解放军进城来了，到处都热闹，敲锣放鞭炮什么的。我心里痒痒，想出去看看，但由于自己是军人，不能随意外出。

    一般来说，不打仗的时候，我们搞译电的应该很清闲。但是，那段时间我们特别忙，上级也忙，成天看到温汰沫在办事处进进出出。一直到了9月底，组织上推荐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因为事情多又没有人接手，我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要说和平解放后有什么变化，我只是个小军官，说不好。但最直观的印象是，办公条件改善了，还发了六七元银元，是译电技术津贴。要知道，白崇禧当权的时候，军饷克扣得厉害，半毛钱都没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