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媒体人伊险峰,和同事杨樱一起,带着多年来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以自己的两位中学同学张晓刚和王平为主人公,完成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书中,二人尝试以两位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描绘出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的轨迹。
研读这本书时,我也找了我的好几位朋友一起来交流,他们是我中学时候的学霸同窗,高考时选择了学医,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张医生、曾医生、黄医生、杨医生……我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都曾经是‘奖学金孩子’,是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的?”曾医生回答:“应该是问高智商低情商的学生怎么融入吧,双高的可以忽略啊!”一语中的。
正如作家李海鹏在序言中写到的:他们都被要求诚实,待到成年之后,不得不补习必要而复杂的说谎艺术,却为时已晚。结果直到四十岁,两位医生仍不得不时常懊恼于自己的不够“社会”。但“社会”是不可改变的,近乎永恒。是否喜欢“社会”不再重要,它的对错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并尊重它的存在。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70后这代人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2018年年底,伊险峰和杨樱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别发了邮件。邮件里,他们写道: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在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具有特别意义。……"
本书的主角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如今都是口碑甚佳的专业人士,也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构成了作者决心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两位作者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时机。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支持。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他们也希望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在那封邮件中,伊险峰和杨樱详细地列出了他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作为张医生和王医生的同学,伊险峰在与他们及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了更多原本被忽略的东西。
并非所有人都能和两位医生一样,成功搭上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沈阳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下岗冲击之后,在与两位医生家庭背景相似、同样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中,失意者人数不少。左右着二人命运的,除了自身努力,还有诸多因素--家庭、学校、职业、社会。任何一处差错,都有可能让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着普通人的命运?这一问题引发了两位作者的兴趣。他们通过对两位医生及其家庭成员的采访,观察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沉浮与变迁,以此来解答自己的困惑。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重现过往,勾勒出二人半生的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同时,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因素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经典社会学文献,通过与现实生活的对照,能让人突然理解很多事情,每个人都能从书里的描述中找到自己。"
“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两个人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
伊险峰提及写作的艰难:“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太过庞杂,我们最初也不知该怎样处理如此丰富的素材。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的掌握,还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杨樱也说:“我们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一点点理顺思路——通过两位医生的个人成长,探索一代人知识、尊严、自我的建构过程。”
不够“社会”的奖学金男孩
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生于沈阳的工人阶级家庭。从幼时开始,二人便在家庭与学校的引导之下,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阶层跃升之路。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两位医生的家庭都曾面临生存困境,但依靠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二人最终不负众望,考上医科大学,成为了医生。
步入社会后的数十年间,张医生与王医生凭借聪明勤恳的个人品质与精湛的技术,在医疗界站稳了脚跟。医疗事业的高速发展与两位医生个人努力相结合,共同促成了二人事业的成功。如今,他们已是各自领域内的知名医疗专家,备受社会尊重。
可是,对于社会经验,有些人天生敏感,凭直觉,合该如此,无师自通。有些人可能就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能缓慢习得。张医生和王医生,虽然从小以读书厉害著称,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属于后者。
在稀缺社会里,合理利用资源,合理占有资源,这叫“吃得开”,吃得开与吃不开,是衡量一个人社会生活能力的根本,是生存能力。
谈及两位医生的成长时,作者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将凭借优异成绩逃离工人阶层的一群人称为“奖学金男孩”,并把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与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描述相对照。
成年人社会所包含的污浊成分会让一个学生身份的人无所适从。要么进入社会并成为主宰的力量,要么远离它,另辟蹊径。成绩优异的奖学金男孩们,肩负着带领全家实现阶层跃升的重任。他们被置于严密的保护中,除了学习之外无须考虑任何事。张医生和王医生两位医生家教甚严,不被允许沾染扑克和麻将等任何恶习,也无法与家长老师眼中的“坏孩子”接触。
单纯的成长环境,限制了两位医生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导致他们性格淳朴耿直,缺乏足够的人际交往技巧。在熟人社会氛围分外浓厚的沈阳,这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因而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两位医生都屡屡受挫。以至于多年后,二人即便已经成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却依然难以融入社会,整日活在焦虑与挣扎之中。
想融入社会而不能的两位医生,被李海鹏在序言中形容为“不情不愿的荷花式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他们是优秀的医生,有责任感和医德,他们能辨善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独立人格,拒绝下作,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经营自己又不钻营。他们鄙视太“社会”而成功的人,也鄙视“社会”的失败者。
杨樱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书中两位主角的故事来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是如何与他生活的社会互动的?一个人如何被社会塑造,又怎样改变他所处的环境?这本书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共和国长子”东北面临的时代困局
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很火,和东北失落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关注。不论是东北式的喜剧幽默,还是旧工业社会里留下的人文沉淀,好像变成了一座“富矿”,供人们挖掘和书写。本书围绕着过去四十年中沈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工人阶级文化等,呈现了一部丰富的民间社会史。社会学家严飞评价,《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两位作者不仅有着深厚的讲故事能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站在了社会学的角度去近距离观察普通家庭和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
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生于计划经济重镇沈阳。过去的四十年里,他们完成了知识获得,赢得了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在二人的人生不断上升的同时,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东北人”这个词的内涵的转变,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过去这些年,故乡沈阳在产业转型与城市化过程中屡屡受阻,日渐下沉。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
书中,作者提及了以故乡沈阳为代表的东北城市面临的时代困局。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拥有光辉的过去:东北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心;工业总产值一度位居全国首位;城市化率、GDP与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曾长期领先全国,连沈阳"024"这样一个三位数的电话区号,也是曾经的荣耀。
半个多世纪里,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如今已成为了外界眼中的落伍者。从城市发展来看,东北城市不仅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还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与人口外流问题。而精神层面上,拥有发达工业文明东北,如今的代表形象反倒是乡土形象。
从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到今日的落伍者,东北经历了什么?伊险峰认为:“有些东西一定会被淘汰,有时候是一条生产线,有时候是一座工厂,而有时候是一个产业。东北经历的则是一整个产业的淘汰。”
一个工业城市的命运由何决定?城市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会如何变化?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最终呈现的图景,比最初设定的一些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惊奇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作者原本希望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组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自我”和“社会”。所以,他们本来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的问题,很快被修改成为“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成为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杨樱说:“这四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剧烈,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会改变很多东西,叫做‘命运’的东西会作用于每个人。”伊险峰则表示:“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没太注意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通过这本书,两位作者尽己所能为这如同过山车般光怪陆离的四十年留存了一份完备的记录。
张医生张晓刚和王医生王平都曾经是一流好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在粗粝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社会险恶”,几乎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担心地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
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对话
借这本书了解了父辈为什么这样
潇湘晨报: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最能让人产生共鸣的是什么?
杨樱:我们读一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法,但是这个共鸣是很真切的。我觉得非虚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写得很好的非虚构和虚构,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大的分野,因为它的最后让读者感动的机理是一样的,就是有人能跟他产生情感上的连接点。
我看到有一些反馈,有一些人借这本书明白了爸、姑、姨还有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四十年的确是我们很想回望的时间,但可能最想探讨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这里面被拆解重新组合,但是始终不变的一个梗概是一个个体和一个复杂社会环境之间在他有生之年里是如何互动的,如何被塑造,或者说他如何改变他的环境,环境又如何改变他。可能每个人只要生下来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这本书是我们借这两个素人,很平凡的两个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走过的路来分享,也许每个人都能看出和自己的共鸣之处。我跟东北之间的记忆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我仍在采访过程当中找到我熟悉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在工厂区长大的小孩,和一个遥远的东北,这之间它的记忆是怎么跨几十年的时间产生了勾连,不同的时空为什么会有这种呼应,这就很奇妙。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大家可以看成某种经验的分享,只不过我们有额外的耐心把这个经验给拆解成不同的话题来。
潇湘晨报:非虚构的选题从哪里来?篇幅是有限的,该如何处置你们掌握的大量的素材?
伊险峰:非虚构写作是有技能要求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判断,你要写的那个东西真的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写,万一你写着写着觉得它没有意思怎么办呢?你前面不是白投入了吗?有可能是你技能不足,更大的可能是这个选题本身支撑它的容量不够,但是不同的人能量不一样。
我有两个很大的信息源,他们看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那些有意思的东西我都想写,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你游离于这两个医生的家庭背景之外。
关于他们的家庭和这两个人日常的这些东西,我们用得还是很集约的,很紧凑的。因为他们没有面对采访的经验,有时候他们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不丰富的。就好比说我采访一个训练有素的企业家,或者说是一个娱乐明星,可能他自己就在那儿开始演起来了。一个普通人跟你说的东西和马云跟你说的东西,你要用不同的处理方式,用不同的天线去接收,要去辨别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采访的两个医生,他们传递出来的东西都是很丰富的,越丰富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但是我感觉有些的东西是我们不太敢用的,就是你知道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没确认,你就给它扔到一边了,他表达的信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
潇湘晨报:杨樱老师是南方人,伊险峰老师是北方人,在这个共鸣中是否有一些分歧或者有一些强共鸣?两个人的创作过程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创作时间非常长,这中间两位是不是也有分工?
伊险峰:看书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视角是有一点的,有的时候是这条线是杨樱在写,然后另一条线是我在写。整本书的分工,第一、三、四、六部分,由我执笔,第二、五、七、八部分由杨樱执笔。最后由我统稿。我们曾经为各自的语言风格和行文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第一人称“我”而颇为担忧。最后决定还是任性一点,带着各自的眼光来记录。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惑,只好寄希望于读者的宽容。但是好像从读者反映来说不是太强,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我们处理的视角上面没有太大的负担,因为这个东西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