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大比拼:百花齐放中差异化探索 "货币之花"该如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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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can create money； the problem is to get it accepted“（“每个人都可以创造钱；问题是怎样让它被接受。”）—— Hyman Minsky（海曼·明斯基）

　　近年来，关于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简称CBDC）的探索已逐渐从学术领域与理论框架走向现实世界中的测试与实践，这既是对“数据化时代”的主动拥抱，也是各国央行捍卫货币主权及改革领导权的积极尝试。

　　随着研究和实验的不断深入，有关CDBC的政策目标、技术体系、利益诉求、法律角色和责任认定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现，并引发了更大面积与更深层次的广泛探讨。

　　各大央行CBDC竞速：研发与落地取得实质性进展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表明：自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研究工作后，2020年10月，深圳率先试点向5万居民发放了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的数字货币，之后试点城市和应用范畴也不断扩大。近日京东表示，已开始向部分员工支付数字人民币，而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也与 蚂蚁集团签署技术战略合作协议，拟共同打造数字化资金转移的基础设施。

　　当CBDC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语境中时，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它对现金的替代作用。现金的物理缺陷毋庸置疑：需保管，易毁损，易被窃，甚至可能被用于洗钱等非法用途。相比之下，CBDC可以在技术框架的支撑下在三个方面对现有的支付体系进行突破：它们可以是匿名的也可以是记账式的；可以直接开放给公众也可以仅限于金融机构之间；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被设计成无息形式。

　　触发CBDC的原因，既有现金使用量急剧下降的现实环境，也有来自比特币等私人货币体系以及大型科技集团在支付方式上的介入及创新等的冲击——如果央行无所作为，则相当于在捍卫货币主权和主导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议题上拱手相让，也可能因此影响到国家层面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但虽然动因基本一致，各国央行对CBDC研究和实验的兴趣差别却非常明显：有的仍然在谨慎论证阶段，有的已经进入实测甚至已正式发行；有的侧重于与公共日常使用相关的“零售”领域，有的侧重于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批发”领域；有的旨在寻求解决当前的挑战，有的则着眼于探索未来的包容性与创新性。BIS（国际清算银行）最新的一份报告，Ready， steady， go？-results of the third BIS survey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2020），提供了非常有参照性的一组调研数据：

　　2020年调研中，共计65家央行进行了反馈，其中21家属于发达经济体，44家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及新兴市场，总共代表了全球将近72%的人口规模及将近91%的经济产出规模。受到COVID-19的影响，CBDC相关工作进一步加速：有86%的被调研对象表示已加快了对CBDC优劣性尤其是涉及政策关联性与政治经济环境方面的深度研究；随着巴哈马央行于2020年10月正式推出“Sand Dollar”，全球也迎来了第一个真正实践意义上的CBDC；现阶段已有60%的央行在CBDC的议题上进入概念论证及实验阶段，这个数字远高于2019年的同口径调研结果（40%），其中14%已朝着实测（pilot）的方向进展。

　　截至2021年4月，全球已经正式发布或官宣进入实测阶段的CBDC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没有统一定义：多样化的政策目标决定了差异性推行路径

　　CBDC到底要怎么设计？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必须前置性理解央行的目标所在：CBDC能用于哪些方面？具体怎么用？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潜在价值？ 

　　BBVA （2019）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央行的目标大致分为四大类。而根据目标的不同，CBDC在设计上可以采用差异化的特征形式。

　　Option 1： 如果央行以提高对公领域的支付系统包容性、促进支付创新为目标，CBDC可以被设计成“受限”的，这意味着它只向金融机构开放，不向公众开放；“可被识别”的，这意味着基于账户基础而非匿名；“不计息”，这意味着支付系统依赖固定利率名义金额帐户。与当前通用的“即时结算支付系统（RTGS）”相比，新的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igital Ledge Technology，简称DLT）的支付系统可减少抵押品需求，中央银行作为交易担保人的作用将被下放，更多的参与者包括非银机构可以增加竞争，从而提升效率。

　　在这一领域，作为首个由央行与私人金融机构同步参与的DLT实验，加拿大央行自2016年3月推出“贾斯珀项目”（Project Jasper），经过近5年、4个阶段的发展，对数字货币在不同技术平台、不同金融行业的支付场景进行试验，在技术上实现了跨境、跨币种支付，并由此探索实质性改变支付清算体系、金融市场甚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行性。

　来自加拿大央行网站的Jasper项目介绍

　　Option 2： 如果央行从提升日常支付效能的角度出发，以替代现金使用为目标，则CBDC可以在特征上完全模拟现金特征，比如匿名、通用性（向公众开放）、无息，与此同时又可以避免现金的物理性质造成的缺陷，并减少直接接触带来的健康方面的顾虑——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或许也是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在这一细分领域的研究上较大部分发达国家更为积极、激进的原因：通过采用最新技术，可以直接替换掉原先低效的支付系统、薄弱的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后发优势”、一步到位，成功推动经济的全新转型。

　　Option 3： 如果央行的目标是将CBDC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则CBDC可以被设计成通用（向公共开放）、匿名和收益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央行可以探索“负利率”的可能性，从而为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进一步消除有形的现金，原因很简单：如果CBDC可以成为“负利率”的工具，那么人们会反过来选择持有现金，这样至少可以保持“零利率”以避免损失。

　　Option 4： 如果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减少银行危机，他们可以设计具备通用性（向公众开放）、可被识别特征的CBDC，至于是否支付利息则取决于政策目标所在。该模式的支持者认为，现有的银行危机是部分准备金制度的结果，如果央行以CBDC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存款，则存款将从商业银行大量搬家至央行，由于人们认为央行不会违约，挤兑心理将大为减少。但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融资中介功能将被削弱，其经营模式将面临巨变，而央行也将因为直面个体客户而不得不面临以往不需考虑的风险。

　　由此可见：当我们讨论CBDC时，其实并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最佳路线”及“最佳实践案例”。不同的目标取向，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应用场景、设计和开发路径以及推行策略。而不同目标的结合，又将带来幻化无穷的“组合拳”。

　　“百花齐放”的好处在于：不管各家央行关于CBDC的研究方向和落地选择如何，相关项目都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案例，假以时日，从中既可以看到实践数据，也可以看到不同大环境下的经验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人类货币史上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的变革， 也是“正在进行时”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实验。

　　重点不只是“数字”，更是“货币”

　　饶有意味的一点是：尽管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各国启动CBDC的触发点，并且这种转型必将进一步改变未来的支付和货币体系，但CBDC最关键的特征却并不是“数据化”，而是作为 “法定货币”的功能体现。从对货币体系的影响来看，将其称之为“数字基础货币”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名称。

　　因为如果只是从消费者偏好“无现金接触”并希望提升支付效率的角度出发，技术的障碍是可以逐渐克服的，CBDC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子支付方式在体验和观感上也未必存在巨大差异。真正的比较点在于：

　　从安全性来说，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电子支付工具仍然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体现，理论上商业银行可能会破产，而央行是“银行的银行”，如果家庭能够将银行存款转换成CBDC，他们会觉得持有无风险CBDC更具吸引力。

　　但这也意味着央行将直接面对众多客户，承担起原本由商业银行承担的、与公众相关的角色和责任。以欧洲央行为例，其执委Yves Mersch于2020年5月就表示，潜在的欧元区范围内CBDC设计目的之一将要求欧洲央行处理大量账户（从3亿个到5亿个不等），而目前欧洲央行在管的账户仅约10000个。

　　从隐私性来说，CBDC在保持现钞的主要特征之外，其交易信息和个人隐私只对央行披露，不会泄露给其他第三方，从而可避免信息泄露。而传统的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等基于账户紧耦合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匿名需求。

　　但如果CBDC彻底取代了现金，而之后又在匿名性上做调整——如前文所言，事实上CBDC在设计上并无定论，可根据货币管理当局要求进行个性化调整——那么我们未来是否会失去匿名的载体和选择的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央行对于零售型CBDC向公共开放的问题持有较多争议之处。最近的一项来自IMF的研究表明， 在接受调研的171家央行中，有85%考虑CBDC仅向金融机构开放而不是向公众开放，只有10家央行（约占6%）考虑向公共开放，其余9%则持摇摆不定态度。这些考虑揭示了一个现实意义，即CBDC需要稳健的、明确的法律基础才能被公众接受，而在目前的环境中，能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央行并不多。

关于CBDC账户设计的调研结果

　　除此之外， CBDC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确定也并不能保证它在商业上就一定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配套的法律框架是否健全，例如税法、财产法、合同法、破产法、隐私和数据保护法以及国际私法等方面是否已有相关的联动考虑。大多数情况下，法定职能只能通过行使法律权力来予以执行，如果在法律上欠缺明确的约定，货币体系将难以广泛采用CBDC，数字化空间也可能因此被私人加密货币等其他选择所“占据”。

　　由此， CBDC的挑战不仅来自技术，更来自“如何管理社会”的理念约束。从理论研究，到技术支撑，到制定政策，再到启动测试，在未来消费者对非现金社会的需求激增到临界点之前，央行有太多工作需要提前做准备。

　　“货币之花”未来该如何开放

　　考虑到金融行业创新的大势所趋，各家央行拥抱数字货币并不是为了紧跟时髦，而是在颠覆到来之际，先掌握主动权。这个过程需要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级利益相关者的全面参，也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做出大量没有先例的决策。

　　对最终用户来说，好用仍然是最关键的因素。CBDC现在及将来都面临来自其他支付方式的有力竞争：为什么是CBDC而不是其他支付工具？是否做到了更便宜、更快捷、更安全，以使得它能真正满足那些使用货币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和组织的需求？

　　对金融机构来说，CBDC的推出将改变公众对货币的态度从而改变自身获取存款和进行信贷扩张的能力，那么从经营的角度，相关机构是否已经充分考虑未来经营模式变更的风险？

　　对于央行来说，不管CBDC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它们都应该与货币当局的长期目标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与操作上的连贯性。理想的状态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对现状不造成损害，在包容的基础上补充现有货币形式，支持创新和效率。

　　此外，通过推出CBDC，央行将获得规模空前的包括发行、流通在内的全面信息，未来这些数据将如何使用？大数据将如何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货币运营规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等提供数据支持？

　　甚至，未来央行是否有可能考虑公私合作的方案，通过CBDC对现有支付体系进行互补，在实现CBDC的诸多好处之余，又一定程度上减少央行因过度参与带来的操作风险？

　　凡此种种， 都需要包容性的讨论，而从方方面面的博弈到最终取得普遍共识，或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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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