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志愿者的疑问：为什么民间救助总是不能及时送到一线？

秦宽，独立撰稿人，长期关注城市化、公民权利等议题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救援物资的去向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笔者通过采访疫区志愿者发现，新冠肺炎爆发之初，一批志愿者抢在第一时间启动民间救援，却在将物资送入疫区的途中遭遇了行政管制下的各种麻烦。而一线的医务人员们也因此愈发焦灼和紧张，延缓了救援效率。本文试图还原几位疫区志愿者的经历，发掘此次救援中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

▌物资去了哪里？

1月24日左右，武汉医生张豪（化名）所在的医院物资告急。彼时，武汉已经封城，包括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等多家医院绕开了上级主管机构，向社会发出物资告急的求救信号。在一个医护人员求救群里，志愿者赵晴（化名）看到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护士们“正用垃圾袋当脚套”，口罩和发罩也是用A4纸糊的。

“一套防护服用一天”——张豪说。只要穿上了防护服，就“不敢上厕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截至1月27日，一批急诊科的护士们心力交瘁，防护不力，已“倒下一半”，成为新增感染病例。

危急之下，城里的人无奈搭建起自救的管道。张豪曾在美国游学，几天前，通过一个海外同学群联系上一位华裔。对方同意捐赠几十个N95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但1月24日深夜，物资运到了武汉海关，却遭遇拦截。“海关要我们报关，说要缴关税，办了手续才让进。”

一位北京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也在运输物资时遭遇了困境。他们为武汉一家医院定点援助了1500万元的物资，但督查物资信息的员工发现，物资到了武汉，医护人员却什么都没拿到。1月24日，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的门口，志愿者李红缤（化名）发现了大量的KN95口罩，而红会的工作人员并不打算将它们寄走。“它们不是符合医疗标准的口罩。如果医生的安全都没法保证，怎么去医治病人呢？”红会的工作人员呼吁大家，要理性捐赠。

现实是，大量的武汉民众、二线医护人员仍深陷物资匮乏的困境。最终，这些焦虑从省会到二级城市，从城市到乡镇、从医院到社区，一层一层，掀动恐慌。来不及提高防护的人们不禁问道：我们物资告急都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了，难道不是第一时间补充资源吗，怎么会还遭遇了重重关卡呢？

▲ 2月4日，一批物资抵达武昌站，该趟列车挂有满载1500件救灾物资，1件抗生素，336件消毒液共计15.2吨防疫物资的行李车厢，星夜飞驰1100余公里驰援武汉。 © 科技日报

▌谁能决定物资分配？

中国红十字总会是政府领导下的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1904年3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这家以人道救援、救助难民、救护伤病和赈济灾民为目标的救助机构在各种灾难中运转百年。此次武汉疫情中，它负责起收集信息、志愿者服务等工作，一项至今引发外界争议的职能是：统管民间援助的物资。

不少前线志愿者发现，有些外界捐助依靠校友网络，定向捐助意向明显，但捐赠者的物资到了武汉，却被当地红会收走。1月27日，民政部曾发文授权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武汉市红十字会成为此次疫情五家指定的受捐机构之二，赋予其统领物资的权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曾解释，所有物资都要走红十字会这一官方渠道，“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

这仅仅是问题的症结之一，更本质的问题是——谁能决定物资分配。1月30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了它疫情爆发以来物资分配情况——武汉仁爱医院和天佑医院一共获得了36000个口罩，而武汉协和医院此轮只分配到了3000个口罩，但武汉协和医院是此次抗击疫情的主战区，职工8000多人，物资消耗更为剧烈。这激起网民的质疑——为何物资消耗量巨大的武汉协和医院只分配到了3000个口罩，难道不是因为疫情爆发之初，它率先绕过卫健委向社会求助，开罪了有关部门吗？

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物资分配的权力在卫健委和防控指挥部，武汉各家医院拥有什么物资、分配多少，都由它们决定，而非由红十字会。这进而打击了民间捐助者积极性，不少志愿者向媒体表示：“宁愿不捐，也不捐给红会。”

问题已相当明晰：物资抵达武汉却送不到医护人员的手中，“拦截”物资的的却是行政设下的层层关卡，它们有意无意地令此次救援工作低效、滞缓。但纵观过往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抗灾的事，情况却大为不同。

▲ 防治疫情期间，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登记收到的物资。 © 许星星 / 新京报

▌汶川地震中，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是怎么合作的？

2008年5月，汶川地震爆发。它开启了民间援助的热潮，据中国民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介入汶川地震救援的各类民间组织为38.6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21万多个，捐助资金达600多亿元。

尽管今天疫情的救援门槛不可与当时的地震同日而语，但彼时，四川政府对外界援助的态度尚是开放的。志愿者——《南京晨报》的前记者朱福林——对笔者回忆，5月20日，他跟随江苏省救援队抵达四川，一下飞机就在高速公路上发现广告牌被撤下了，换上了八个大字——“四川人诚谢天下人”。“就这让人觉得地方政府很需要我们，很欢迎外界的帮助。”

而且，地方政府也为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敞开大门，设置了专用的物资绿色通道。一篇《新华日报》的旧文记录道，5月21日13时10分，俄罗斯伊尔-76军用运输机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从舱门打开、办理检疫手续，到货物搬运装车不到一小时。在机场，官方为救援车队开设绿色专道，5小时后，俄罗斯的物资就抵达了重灾区绵阳，这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想象。三天后，5月24日，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与联合秘书长潘基文在灾区会面，表达对国际社会援助的感谢。据新华社，截至当年5月21日21时，国外拟通过外交渠道捐赠的资金约4.92亿元人民币。

诚然，针对当年汶川地震的物资流向也存在诸多质疑——比如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监管不当，当时汶川地震的民间物资有80%都流向了官方，没有抵达受捐助者，这与当时物资管控不透明有关。再比如地震后期，一些捐助同样遭遇了行政因素带来的障碍。但不可否认的是，地震爆发初期，地方政府对志愿者欢迎的态度是包容、开放的，与今天武汉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 至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一年后，香港各界对灾区的捐款共计约合人民币83亿元。© ftu.org.hk

▌民间机构的优势亟待释放

这或与过去几年“全能型政府”的回归态势有关。全能型政府是一种追求“无所不能”的政府，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它往往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

相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能型政府而言，公民服务型政府则主张“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强调开放空间让社会团体自主运作发展，强调协助、推动团体发展。由此，公民服务型政府也更加包容、追求多元，为社会团体下放更多自主权，也就是俗称的“小政府、大社会”形态。

由于行政因素的种种限制，灵活性差是现代政府一大缺陷。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高小贤曾撰文解释了这种了“不灵活”——由于现代政府的决策是程序性的，在面对非常态性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往往比较迟缓，而突发事件往往超出了政府官僚体系正常的决策范畴，这就导致了在灾难发生时，政府的举措往往是迟缓的，而NGO没有那种严格的程序，面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能很快地做出反应。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民间机构也更具有效率优势，它具有政府部门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同时又以更类似于企业的方式运行。与此同时，NGO也是多元的、平等参与的、竞争的、相互独立的，是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发起的组织构成的。这种组织形态更加灵活、应变力强，能够及时到达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当官方的“众志成城”聚焦在灾难中心时，一些灾情同样惨重的边缘地区，暂时遭到政府遗忘的群体同样可以得到NGO照顾。

另外，政府推出的应急政策一般都是统一化、标准化的，对于少数群体的需求可能一时无法顾及，但NGO的公益性及多元化，恰好弥补了此一不足，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弱势地域的服务上。但全能型政府生态恰恰掣肘了这一点，它打造了一套谨小慎微的官僚体系，这个秩序中，官员“不敢动、怕负责”，始终不愿将交还给社会。

由此带来的弊病显性地体现在这次武汉疫情上。1月23日，武汉官方宣布封城后，浙江省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为此次疫情中首次拉起警报的省份。当日晚间，广东省也拉响了一级警报，其后一天，湖南、北京、上海、安徽、重庆纷纷拉响一级警报。但1月24日中午12点左右，作为疫情爆发的中心地湖北省才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22日凌晨两点多，湖北省政府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反应迟缓，令人咋舌。而听命于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十字会也同样遭到了“反映迟缓”的质疑。在积攒了大量的社会物资时，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它始终无法将资源及时分配给受捐助者们，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1月27日，《财经》杂志发表《不止有武汉：湖北疫区16城实录》，荆州市医院一位一线医护人员的家属在文中称，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休息，在为父亲所在的医院向社会求助。她联系了一些爱心物资提供商，都回复她：武汉优先。而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患者正以报复社会的方式恶意感染健康人群，一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生向财经记者回忆，“有的患者会撕开你的面罩向你吐口水。他们说，‘没有药谁也别想好’”。

▲ 湖北仙桃，空无一车、一人的街道。 © 财经杂志

转折发生在2月3日——根据中部战区命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出动50台军用卡车，将200余吨生活物资从武汉市各大配送中心调运至武汉三镇，供应各大超市，保障武汉市民生活。这是这个运力支援队临时抽组以来，执行的首次支援运输保障任务。

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令能解决武汉人民暂时的水深火热，但要打破公民参与到这场救援的管道，服务到边缘的地区，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1月30日，武汉红会在其公告中更改了定向捐赠规则，表示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捐赠意愿，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这或许意味着武汉红会放开部分捐赠权限，民间力量终于有机会通过那扇窄门，抵达无数个急需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