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房兼职文物买卖 民国兰州古玩业有多兴盛你造吗？

原标题：【奔流文化·闲谭】药房都做文物买卖 民国时期兰州古玩业之兴盛可谓“肉眼可见”

古城兰州历史悠久，“历代古物藏于民间者极富，鼎彝圭璧时有发现”。民国初年，张广建督甘期间，因其癖嗜古玩，兰州古玩业一时间颇为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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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张广建去职，“斯业逐渐陵夷，各肆备货不丰，办货亦不力”。兰州古玩店铺的主要业务之一遂变为替地方收藏家出售其藏品，抽取佣金。据《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一书统计，1935年时，兰州主要的古玩店铺有八家：同兴德、元泰和、德生永、李流堂、天成福、仁义福、春发祥和同茂斋。

古玩业向有“座商”与“行商”之分，除了上述八家有字号和固定经营场所的所谓“座商”外，据林竞著《西北丛编》载，其于1918年底至1919年初旅居兰州时，南门外兰山市场“卖古玩者咸集焉”，多为所谓跑单帮、摆地摊的“行商”。据当代《兰州市志》载，当年隍庙周边亦为古玩业者聚集之处，“座商”多经营陶瓷器、铜器、彩陶、字画、古籍、明清家具等，“行商”多以经营古币、玉器、杂项居多。

▲民国时期的兰州南关城楼，古玩商贩聚集的兰山市场即位于南门外。引自《新兰州》

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兰州中央银行的潘益民曾对于兰州古玩业存货情况有如是描述：“间有宋元磁，古色苍然，尚名贵；明清磁则佳者鲜矣。书画以当地名家唐涟、赵冲谷、温虚舟者多，其真迹亦甚可观。”据潘益民观察，当时兰州各古玩店所售西藏佛像、番地佛像以及其他古代铜佛颇有佳者，他曾于某古玩店见到一尊六朝佛立像，高逾二尺，就其铜质、花纹、字迹、颜色观察，“可判其非伪”，“惟索价数千金，只好望望然去之耳。”

【2】

考诸史料，民国时期兰州古玩业之经营重点除了字画瓷器佛教造像等常规品类外，因敦煌文物和彩陶系甘肃特有，故这两类文物也是兰州古玩业青睐的对象。

据《甘肃新通志》载，张广建督甘期间，因其嗜古，流失社会的敦煌经卷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古玩业的宠儿，“不少无耻官僚引为谋缺工具”。1925年4月，陈万里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团途经兰州。据其著《西行日记》载，4月5日下午，“往游南门外兰山市场，仅见金县、河州等处出土之陶器可购，惜携带不便。”有一家古玩铺自称“有敦煌经二丈余一卷，以有人持去未见，给价四百元尚未肯脱手云”。4月10日傍晚，陈万里“往中外药房，看出土陶器，索价颇昂，明日当往兰山市场询之”。如其记载无误的话，当年兰州的药房居然也兼做文物买卖，令人感慨。

4月11日，陈万里早起至兰山市场购得陶器二十余件，识古董商鲜某，同至其家复选得数品。归寓后，古玩业闻风而动，“卖陶器者纷至”；陈万里为同行的翟荫选购数十件，“价值较贱”。次日，“清晨尚未起，送陶器来者已有十余人。”经过检视，陈万里认为甘肃出土彩陶“大小形式种类至多，花纹亦颇繁复”，但要价甚高，“余所欲得之品均以价昂却之”。至于古玩商送来的敦煌经卷“佳者绝少”且“索价颇贵，动辄二三百金”，遂“挥之使去”。

▲安特生在甘肃收购的彩陶 引自《甘肃考古记》

1923至1924年期间，瑞典学者安特生赴甘肃考察，“足迹所涉，几近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后于1925年出版著名的《甘肃考古记》。陈万里《西行日记》之记载，还从侧面印证了安特生在兰州期间的收购彩陶行为。据其4月11日至12日记载，安特生在甘肃调查史前遗址时，对于彩陶“广事搜罗”，导致兰州市面彩陶“售价贵极一时”。陈万里一行参观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谢次洲的私人收藏时，获悉有数种彩陶精品，安特生曾出重价与之竞购。无论何种情形，兰州古玩业者从中获利是无疑的。傅斯年曾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一文中对于安特生寓兰期间收购彩陶的行为表示不能苟同，“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它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他同时认为，这种行为间接刺激了兰州古玩业者的热情，意外地引起了甘肃、青海等地的史前遗址盗掘之风。

【3】

从史料细节中亦可见民国时期兰州古玩店铺的实际成交价格。据傅振伦著《七十年所见所闻》一书载，1940年3月，他在兰州一家书铺里见到书法精拙不一的许多写经，据说是清朝末年政府收缴敦煌写经时，道士藏在庙内经筒里的。“我选了几种，索价不多，平均一角钱一尺；我又花了二十五元买到十五尺的《思益梵天经》二卷。”

▲民国时期的兰州府城隍庙一角

文物作伪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兰州以至甘肃古玩业亦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甘肃彩陶即有赝品问世；陈万里《西行日记》载，兰州古玩业者送货上门的彩陶中，“陶器花纹有假造者，以水拭之即失。” 据潘益民观察，20世纪30年代兰州古玩业经营的名家书画，赝品居多，“如新罗山人、唐六如、王石谷、戴醇士、赵子昂、沈周、仇十洲、恽南田等书画，据予所见，皆不敢信其为真。”1944年3月，史岩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期间，所到之处，古董商人、贩夫走卒动辄以经卷和佛像示之，且索价甚昂，其中不乏伪作赝品。据其所著《阳关采访记》载：“千佛洞遗物何其多也，自皋兰向西，凡佛教遗物，古董商无不曰千佛洞出土。”

古玩业的功过是非，须以一分为二的眼光客观看待，在此暂且不论。民国兰州古玩业之规模和影响与京沪等大城市相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其间接助长了敦煌文物和出土彩陶之流散，但斯业之众生相亦为时代缩影，是为不应遗忘的金城故事。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

（奔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