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中原和江南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选择迁往岭南，形成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珠玑巷百姓南迁”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这些移民在开发珠江三角洲过程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一批实力雄厚的宗族由此产生。为了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稳定和加强对地域社会的控制，各大宗族修建了为数众多的宗祠，纂修了大批族谱。这种宗族观念的加强也体现在清道光年间成书的《新会县志》。该志《图说》部分对各都、乡、里坊、村落的姓氏做了详细的记载。姓氏作为中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空间上的流动和区域内的整合，是人口地理、区域开发的重要研究内容【1】。学者却未对该《图说》有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对《图说》所载姓氏的分布、罗贵等珠玑巷移民与清代中叶新会县姓氏之关系，以及《图说》的编撰特色等内容进行探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特点 《图说》记载道光年间归德、华萼、中乐、新化、遵名、怀仁、石碑、文章、得行、潮阳、潮居、泷水12都各村姓氏共计73姓，分别为罗、郑、张、尹、文、苏、谢、陈、卢、汤、胡、赵、伍、区、李、梁、吴、冯、谭、蔡、阮、廖、黄、周、黎、何、陆、高、叶、左、潘、刘、关、徐、英、吕、唐、林、朱、容、聂、简、宋、骆、杨、余、甘、夏、傅、程、俞、欧阳、邓、游、钟、司徒、崔、龙、施、邹、许、马、洪、顾、莫、蒋、蓝、卓、颜、袁、曾、戴、利。如图1、图2所示。 总体来看，记载有姓氏的里坊村落在新会县西部、西南部、北部地区比较多，在南部、东南部，特别是泷水都南部和潮居都(相当于今崖南、都斛、睦州、古井、礼乐镇等地)较为稀少。换言之，则是山地姓氏分布较少，如崖南镇、沙堆镇;沿潭江两岸平地则有大量氏族聚居，如罗坑镇、双水镇等。新会县东部之礼乐、睦州、大鳌等乡里有记载的姓氏村落较少，可能与当地多为沙洲、沙田有关。《图说》潮居都图显示，三江、睦州、南镇、良则、东向等地当时均为沙洲，系新成陆之地，水患较为严重。如礼乐乡，“周遭皆水，田亩最广，西涝涨时，其患颇大”。另外，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载:“广州边海诸县，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自癸巳迁海以来，沙田半荒，主者贱其值以与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复荒之，而别佃他田以耕。”其原因是，沙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长，则燔以粪田，田得火气益长苗，故田荒之至三年，又复肥沃，这样“佃人每耕至三年，必荒之三年，不肯为田主长耕，如数纳谷”。这种沙洲地貌的不稳定性及沙田佃户之迁徙性，势必会影响民众定居，难以形成较大的固定村落。 
图1 与罗贵等三十三姓不同姓氏村落分布 具体到各姓氏，梁、李、陈、黄、张、谭、林等姓分布最广，陈、黄、李三姓几乎遍布全县。陈姓在潮阳都和归德都较多，石碑都以李姓为最多，泷水和潮居都谭姓分布最广，黄姓也以泷水都居多。而有些姓氏只分布在少数里坊，如蓝、卓、马、洪、司徒、崔、夏、龙、游、利、程11姓仅见于泷水都，尹、文、宋、英、徐、骆、甘姓只在归德都有分布，傅、俞二姓只见于华萼都棠坦(今塘坦)，蒋姓多在潮居都沙堆，赵、高二姓多集中在今三江和古井，胡姓主要分布在塔镇和深涌，另外，顾、颜、欧阳、施等姓也在极少地方有分布。 《图说》不载县城及华萼都之潮连乡，中乐都之横江、周郡、濠滘、棠下、篁庄等乡姓氏，另外，据图1、图2，在潮居都东部、南部及泷水都南部，姓氏村落也极其稀疏，我们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图说》的材料来源造成的。 如后文所考，《图说》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新会县《采访册》。可想而知，《图说》不载上述各地姓氏，就是因为《采访册》中没有对这些地区进行姓氏调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采访册》不调查这些地区的姓氏?初步判断，大概也与这些地方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首先，县城乃一县首邑，自然是五方会聚之处，流动人口最多，故习称会城，如官宦、经商、职役(含兵役)、佣雇、妓丐、闲杂等单门独户人口，可能难以进行姓氏统计，即使统计，也无多大价值。县城的常住人口，因其营生多系非农业之故，亦较少聚族而居，难得形成大姓，或者过上几代，往往又复迁出。据新编《新会县志》载，由宋至今世居会城者仅有数家，如陈姓，南宋初由汴梁迁南雄，再迁新会县城产湾等地;会城东候里梁姓，始祖在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迁居新会。先居会城，后复迁他处者，有梁姓、张姓、谭姓、冯姓等【2】。新会城南《杜氏家谱·序》云:“宋、元以上荒远难稽，惟周村荛翁公一支，闻自南雄珠玑巷来。……本朝康熙间，十二世祖尊一公，由大果乡迁居会城之南。”这是清初由城外迁至城内的姓氏记录。虽说比不上帝都风云变幻下的“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但白云苍狗，时过境迁，也是新会县城大姓人家变幻不定的真实写照。 其次，华萼都潮连乡在新会县之东北部，清中叶新会县风俗是:“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其民无积聚而多贫，故其俗朴而野，其流弊也犷而不驯;东北多商鲜农，贫者则习工技以资生，故其民饶，其俗文而巧，其流弊也刁而善讼。”【3】潮连乡四面环海，水上交通甚为便利，它是新会县城通往广州府城的水陆中转口岸，与新会城县共同形成联结西江和潭江的两大交通枢纽，商业繁荣，商贾辐辏，故而姓氏较他地繁杂。《潮连乡志》记载潮连乡墟市有庙前、滘口、企石、三丫、巷头、下墟、茶墟、豸尾、大纛等墟市，如豸尾墟，“在豸尾近海处，帆樯云集，市肆数十，逢一四七日为墟期。黎明则商贾辐辏，凡牲畜、果蔬等各货，罔不毕集。墟设公秤，凡货物重量，买卖两家均以公秤为准，交易者纳公秤费若干，其利权归潮连社学，岁入颇丰，自光绪末，商业移至江门，而豸尾墟遂零落矣”【4】，商业发达可见一斑。现在江门市旧城区码头所在的北街街道，当时也属于潮连乡。人口的流动性和复杂性，给姓氏调查带来不便，故潮连乡姓氏不见于《采访册》情有可原。直至现今，潮连乡不少地方还存在许多杂姓村落。据刘志伟等人的调查和研究，潮连乡豸岗(即前述豸尾墟地)主要是区姓宗族居住，但在石坂里、良边社、临安社，升平社和岐山社仍有很多杂姓家庭【5】。 至于中乐都之横江、周郡、濠滘、棠下、篁庄等乡，潮居都东部、南部及泷水都南部姓氏村落偏少的原因，当是近海之故，地多沙洲、沙田，招民佃垦，人不常居，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二 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之关系 南宋末年(一说南宋绍兴年间)，罗贵率领珠玑巷97户人南迁，居于今新会县棠下镇良溪村。此97户人家，一说有33姓，一说有38姓，更有少数族谱资料记载为34姓。黄博慈以东莞市英村 《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等族谱互为参照，认为罗贵等珠玑巷民南迁时为33姓，并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为证，姓氏为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欧、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6】。此说为多数学者所接受【7】，故今从之。 从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看，已无《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中的湛、麦、温、曹、蔡、郭5姓。盖新会境内姓氏众多且散居各地，县志编撰者或有漏记的可能。如乾隆《新会县志》卷八《人物志上·学行》记载有郭元，在新会县城教授学生，年老贫穷，其侄“怜其贫而稍偿之”，郭元“即以建祖祠”，所建祖祠当为郭姓祠堂。光绪年间纂修的《新会乡土志辑稿》对天河男丁数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在大元、大湾、水湾三地均有郭姓，共计男丁450人，大湾亦有温姓男丁250，蔡姓在新村、云洞两地也有60余男丁【8】。若计总人数，就天河一地，郭姓者约有千余人。由此，温、蔡、郭三姓在道光年间应该是存在的，而为《图说》所漏载。麦氏，据道光《新会县志》记载，康熙十年(1671)岁贡有小冈人麦造典，雍正四年(1726)丙午科进士有麦世忠，小冈人麦上才则为乾隆十八年(1753)癸酉科岁贡。这说明，在清前期潮居都小冈有麦姓居住，但之后不见被记载。在罗贵南迁时之《赴难团词人》有湛英奇和曹一常，但翻检万历、康熙、乾隆、道光各朝县志之选举志和人物志，均未见有曹、湛二姓人物，故此二姓在道光朝当无。综上所述，《图说》载有与罗贵等南迁时姓氏相同之罗姓等27姓，加之温、蔡、郭三姓，至道光年间尚有30姓分布于新会县境。 当然，从逻辑上讲，《图说》之30姓未必都是随罗贵南迁而来，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是原先的土著姓氏，或是后来新迁入的姓氏，但我们有如下一些理由，认为他们中相当多的部分是罗贵等33姓中的后裔。 其一，《图说》共载73姓，其中与罗贵南迁姓氏重合者达27姓，重合率高达37%，并且其中的尹、区、阮等皆为稀见姓氏，从概率上讲，这27姓中大多数应是罗贵迁民的后裔。 其二，除棠下罗姓已证明确系罗贵后人外，新编《新会县志》亦载:“梁姓，南宋末才由南雄珠玑巷迁新会。”【9】据今天新会县的冯姓、卢姓、胡姓等族谱，他们也多是自称先居南雄珠玑巷，宋末迁新会。又据1986年地名普查，棠下镇的谭、吴、萧、张、黄、谢、陆、邓、容、茹、甘、周等姓，迁居时间也是绝大部分在南宋咸淳年间【10】。这些姓氏的南迁时间，基本与罗贵等姓南迁时间相合。 其三，《图说》另载有罗贵等27姓之外的46姓。依图2，此46姓中，林姓分布最广，12都中尤以潮阳、泷水和潮居三都为多，只得行、华萼、石碑三都未有林姓。光绪年间，林族迁居沙冈已有28代，丁口达万余之多。其他各姓的分布都很集中，蓝、卓等11姓只见于泷水都，甘、宋、英等姓仅分布于归德都西北部地区。今新会县境很多罗氏等33姓之外的姓氏也都宣称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例如新会容村《容氏族谱》云:“容氏肇自敦煌。自远祖讳沙者，由闽始居南雄珠玑巷。……宋靖康间，而尚者避狄，偕弟记男、元辅、元弼入广之新会潮居里容村居焉。……庆流余裔是为容氏之始迁也。”荷塘乡《刘氏族谱》亦载:“我刘氏自宋，少雄翁始自南雄珠玑巷徙居广州新会县潮连司荷塘乡蟠埗村居住。”新会《九江朱氏家谱》记载:“度宗咸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朱元龙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潖江铁头冈、新会水尾等处。”再如，新会苹冈《宋氏族谱·序》云: “孝宗时，(开宗)随其父莅任广东保昌县署……厥后，弃珠玑徙居古冈州苹冈乡。……其居苹冈乡者，则有若大桥坊、赤龙坊、腾龙坊、沙头冈坊、新龙坊、小江坊、谷岭坊、大巷坊、挹薰里、正冈坊、村头里、田心坊、文楼长庚坊等村。其由苹冈分支别县者，居于新会则有潮连、沙堆、白沙、山溪等乡。”其他诸如紫坭乡房《叶氏族谱》、台山上川房《甘氏族谱》、南阳《邓氏族谱》、新会《马氏本房世谱》、中山南蓢榄边《林族简史》、三水米烯《杨氏源流》、新会《甄氏族谱》、南海九江《傅氏族谱初宗》、新会《钟氏族谱》等皆记载其祖由珠玑巷迁居新会县。《新会县乡土志·氏族》也载冯、张、陈、李、马、黄、区、林、谭、尹、容、黎、罗、唐、欧阳、梁、赵等氏族皆为珠玑巷后裔。曾昭璇在其《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中统计出今江门市境内有珠玑巷移民氏族共有44姓100余支【11】。甚至新会《甄氏族谱·序》还说:“因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变，沿乡搜捕，珠玑之人避兵播迁。”与罗贵南迁事由完全相同。由此而知，《图说》记载的姓氏，不管是否属于罗贵等33姓，大多都是南宋由珠玑巷迁来，道光年间的姓氏，是以罗贵迁民为首的珠玑巷移民在新会县不断融合、发展的结果。 其四，在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所编县志中，番禺、三水、顺德、香山、东莞等县皆无类似的《图说》，其中道光《南海县志》虽然有《图说》，并引用有《采访册》，但只载有各甲甲首姓名，而无各甲姓氏。唯独《新会县志·图说》有姓氏村落分布记载，这与新会县良溪村作为“后珠玑巷”的地位至清代尤为世人所重有一定关系。 罗贵等33姓97户珠玑巷民是南宋末年众多逃难人中较为著名的一群，他们散居在珠江三角洲各地，有的选择定居下来，有的则是继续向外迁居。留在新会县者，以泷水、石碑、新化、遵名、潮居都西北部、归德都、中乐都、华萼都和中乐都为多，怀仁、文章、得行、朝阳和潮居都东南部的姓氏则相对较少。罗贵的后代主要聚居于中乐都和华萼两都，尤以中乐都之良溪为多，道光朝举人罗芳、罗天池、罗鸣鸾、罗祖灏均为良溪人。张、陈、黄、梁、李、黄、谭等姓则遍布于全县，是33姓中繁衍较快的。到清中后期，新会县境内陈姓大族有外海陈氏、石头陈氏，李姓大族有七堡李氏、河塘李氏，杜阮有黄氏。小冈梁氏亦是大姓，光绪年间的丁口数达万余【12】。自南宋罗贵等南迁至清朝，尹、文等姓的规模要比其他姓氏逊色许多，仅分布在归德都西北部少数地区。据统计，光绪朝木蓢尹族的规模只有丁口二千余。湛、郭、麦、曹、温数姓甚至不为《图说》所记载，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这些姓氏的衰落。 三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之编撰特点 道光《新会县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遵照《广东通志》纂修体例重修的，于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脱稿成书。该志与前代方志相比，搜集资料比较丰富，考订精详【13】。邑人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者方志学成绩时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道光《新会县志》即被梁启超认为是“可称者”之一，其他几部县志均未被列入【14】。就内容而言，《图说》应是该志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图说》首页注有“谭锡朋分纂，并亲历绘图”等字。谭锡朋，道光、同治年间新会县著名文人，同治《新会县志》卷五《选举》载:“谭锡朋，邑城翰禄桥人，(道光)二十五年恩贡，咸丰四年以守城功，赏给州同衔。”另著有《十国摭言》《六桥诗集》等书。谭锡朋在道光《新会县志》中负责编撰《图说》和《舆地·山水志》两部分内容，并参与了同治《新会县志》的纂修工作。 《图说》共分县境全图、邑城内外全图、学宫图、旧学宫图、县署图、参将署图、江门图及十二都分图(未包括县城)，新化都和遵名都，“地颇错杂”，故合为一图。因潮居都“地最广”而分为两图。所绘各图均采取计里画方，县境全图为每方13里，各分图视都之大小而有所不同。东南部潮居都多为海岛、沙洲，地域广阔，比例尺为每方四里，而得行都境较小，比例尺为每方半里。地图之图例较为独特，炮台用“回”形符号，营汛用“△”形符号，城外街用“双钩”， 城外水也用“双钩”。在江门图中，街道用“双钩”，水则用“密点”表示，地图内容颇为丰富，有司署、山川、湖泊、里、坊、村、桥、塔、寺庙、汛、炮台、圩等(见图3)。值得一提的是，图中都界、县界较为明显，如新会县与香山县的分界就在《潮居都分图》中得到很好的标识，鸡矢沥岛标有“香山、新会二县分界”，蜻蜓洲标“香、新分界”，在虎矢炮台和香山炮台中间的岛屿上标注“东南新会虎跳门，河中与香山东炮台分界”等，类似标注不胜枚举，这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提供了珍贵的地图材料。图说文字部分，一般包括各都都境范围、乡(村)、山川(尤其以山脉为重，当与新会军事防卫有关)、里坊、姓氏，以及各都之庙宇、墟市、社学、井、汛、署、书院、古迹、盐埠、税馆等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图说》详细记载附之于里坊后面的姓氏。举例言之，“归德都都会乡”条云:“都会乡，有庄山，一名张山。左连奇榜，右接东山，诸山相为比附。下有巷头里、乡贤里、忠信巷、龙翔里、汇龙里、龙田里，俱黎姓。” 
图2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样图之一 图说不仅记载姓氏分布，且对县境姓氏变迁也有论及。如“潮阳都陈冲”条记载:“案，横头路村黄姓尽徙邑城外太仓里，今村舍悉归别姓矣。”再如“泷水都之锦江村”条记:“案，锦江村名凡再易，始名邦墪，张姓住，未有夏姓。后名下邦冲，张姓与夏姓同住。复易名锦江，只有夏姓，并无张姓。”因此《图说》确实如前面考，是研究清代中叶新会县姓氏分布及其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 《图说》共记载有70余姓氏，在众多方志中尚未见如此记载姓氏分布之详者。至于县志编撰者缘何要详细记载姓氏分布，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道光《新会县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此时正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全县的军事防卫、民情需要有比较详细的县志作为参考，如新会县知县言良钰写的序言说:“余莅任之始，正英夷胶扰之时。承檄堵防，日与都人士遍历山川，周行险阻，绘图贴说，口讲指画，具以志乘为征。迄今一载余矣。如天之福不染寇氛，举凡增防设戌，敹甲锻戈，无一不筹之于心而成之于手。以今较昔，是前人处其逸，余独任其难;前人于志乘见笔削之工，余于志乘收践履之实也。”为此，编撰县志伊始，知县即下令“境内士民，条上隐显”【15】，再加上编撰者深入调查当地山川、人民情形，使谭锡朋等详细掌握姓氏分布成为可能。道光《新会县志》卷二《都里》在各条下例注“《采访册》”。《采访册》是编纂县志前所作的调查材料，知县言良钰所谓“日与都人士遍历山川，周行险阻，绘图贴说，口讲指画”，大概就是指这个调查过程。各县的《采访册》没有统一格式，新会县《采访册》将村落姓氏列为调查对象，可见调查者深知新会县姓氏在珠三角地区之重要。 二是《图说》如此注重姓氏，当与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观念不断加强密切相关。出于保障宗族成员在沙田开发和地域控制的需要，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强化主要是“通过建祠修堂，设立宗族共有财产，举行祖先祭祀等等组织化手段”，将宗族整合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其中族谱的修撰，是作为敬宗收族观念具体化的主要手段之一【16】。在这种风气下，“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17】。1946年编撰的《潮连乡志》记载华萼都潮连乡23支氏族，共计13姓。各姓宗祠林立，仅卢鞭村就有宗祠28座【18】。照此推算，新会全县的宗祠数量是比较大的。道光《新会县志·图说》详载众多姓氏及其分布，正是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观念渐趋强化呈现出来的独特现象。 还有一些姓氏不为《图说》所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重建五部堂碑记》记有耳姓，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重修五部堂碑记》记有向姓和式姓【19】。再如，历代新会县志记载大量进士、举人、乡贡、耆寿等人物传记，如乾隆年间有名茹芳者，嘉庆朝有茹纲，西滘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子科乡举有茹天衢，为石墪人，故茹姓在道光朝当有分布。又如伦姓，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举有伦肇修，乾隆、嘉庆年间有伦相国，西关人;柯姓，明天顺六年(1462)壬午科举人柯鸾，后任江南和州学正，乾隆五十六年岁贡柯青，为振觉里人;永乐年间得行都人甄实，任广西田州府通判;康熙十二年拔贡有霍晞，雍正朝举人有奇堂人陶国琪。上述向、茹等姓均不见于《图说》，可见《图说》所据《采访册》对于姓氏之调查，亦有脱漏者，或者只记录多户聚居之姓氏，而对单门独户之姓氏例皆不载。 新会处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濒海之地，沙田的开发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逃难人，为了更为有效地管理沙田或在这一地区享有控制权，各姓氏多选择南雄珠玑巷为其集体记忆，使其能在明清岭南社会中得到认可。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集体记忆给研究姓氏的渊源、演变带来难题。《图说》记载姓氏70余，多数姓氏皆宣称其祖由南雄珠玑巷迁徙而来，这也使人不禁怀疑，新会一带在宋代之前是否有土著居民，如果有，他们的归宿在哪里?《新会县乡土志》中的一段话或许能给予解释:“南宋以后，东南海壖，以郁水灌输之故，渐成土壤，中原士族避难而来者，咸辟荒秽，立家业。近水浮淤，田多膏腴，交通尤便，后至者反占优胜之势，生聚骤增，山居之民日虞侵逼，则因其同化，习惯连结。迤西山傜，与新民为仇敌。西寇讧扰，几与有明一代相终始，此亦新旧民族竞争之最剧烈者乎?迨谈恺大征，陶鲁雕剿，新民之基础既固，则编差输赋，皆自名土著，而山居者反以客籍目之。今广属十四县民户，几无一非宋元后迁居之种矣。旧种不竞，徙而愈远，根据失恃，生齿自灭，孑遗之众，且将更易氏号，以自附于新民，何怪摇余、革朱、都稽、居翁之胄，不复见于后世耶。”【20】 明代以后，在珠江三角洲迅速成陆过程中，土籍与客籍、新民与旧民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极为模糊，或者说是互相更替，人们似乎并不太关注土籍与否的问题。相反，选择一个能得到基层精英分子认可的集体记忆或许才是珠玑巷移民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法宝，或许这就是道光《新会县志·图说》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龚胜生:《湘阴县氏族移民地理研究(121—1735年)》，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35～53页。 【2】 新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8页。 【3】 林星章等:道光《新会县志》卷二《舆地·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61页。 【4】 卢子骏:《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墟市》，香港林瑞英印务局，1946年，第80页。 【5】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6】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7】曾昭璇等:《珠玑巷宋代居民罗贵南迁事件》，黄伟宗、周惠红主编:《良溪——“后珠玑巷”》，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张国雄:《罗贵祖“传奇”之文化意义——良溪:广府珠玑移民的文化心理中心》，《话说良溪:良溪古村历史文化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司徒尚纪等:《新会良溪作为“后珠玑巷”的历史地理刍议》，黄伟宗、周惠红主编:《良溪——“后珠玑巷”》，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 【8】蔡垚燨等:《新会乡土志》卷六《户口》，粤东编译公司编印本。 【9】新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会县志》，第1048页。 【10】张国雄等:《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37页。 【11】曾昭璇等:《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3～147页。 【12】蔡垚燨等:《新会乡土志》卷七《氏族》。 【13】如黄培芳在道光《新会县志·序》中云:“培芳与勉士(曾剑)各储书数万卷，参互考订，实事求是。诸君子并能相与有成，而深识定见，群言折衷，则以林侯为宗纲焉，继任又得虞山言侯为文学贤裔，取给册籍，无不立应，俾臻完善。” 【14】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9～141页。 【15】林星章:道光《新会县志·林星章序》。 【16】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7】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页。 【18】卢子骏:《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祠堂》，第64页。 【19】石坚平等:《话说良溪:良溪古村历史文化论》，第120～124页。 【20】蔡垚燨等:《新会乡土志》卷七《氏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