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场腐败的始作俑者：都察院无法作为

撰文/拾文客栈，北洋史扒粪者，求真、慎识、体温凉。

晚清拾遗录（三十八）：上梁不正下梁歪。

乾隆八年，清朝已有相当完整的监察法规“钦定台规”问世，非常全面地规定了都察院的职责和任务，职官的选拔，纪律，奖励和惩罚。都察院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康熙也曾认为： “设言官，专司耳目，凡庙堂得失，民生利弊，必须详切条陈，直言无隐，司为称职。” 回顾整个清王朝，都察院的发展与清朝官场腐败并行，这种矛盾的现象一直存在。在清朝近三百年基业中，一、二品官员贪污腐败的经济案件共有108 件，但仅乾隆年间，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就有六十五人，占清代总数超过四成。这一方面虽说展现了乾隆从严治吏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清朝监察制度已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下，贪污腐败仍屡禁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尤其是在乾隆末年之后，监察对于抑制官场的腐败风气已如杯水车薪，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包括都察院无法作为。至于曾经在皇太极钦点下，威风八面的都察院，“凡有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此时也不得不同流合污。毕竟清朝官场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大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意。清朝皇上自身就是“进贡”的受益者，但却不许州官收贡，或是限制其收贡。这种宦海风气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腐败是伴随在其骨子里的，不可分割。

此外，“议罪银”和“捐纳”之制，同样有姑息养奸之嫌。议罪银形成于乾隆时期，就是针对一些贪污受贿的清朝官员，缴纳一定的财物，即可抵免其罪过的规定。一般缴纳的银两，少则万两，多则数十万两，而当时的清朝三四品大员，一年的薪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这之间的差距，既暗含了议罪银只针对清朝达官。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清朝官员通过贪污腐败所获得赃银之重。捐纳即买官卖官，清朝立业之初，就开始出现了捐纳的案例，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乾隆年间，道员一职的价位约是一万三千两，知府一万两，知州四千八百两，知县三千七百两。

这些明码标价的职位，并非高不可及，因此有许多富裕的商人，通过这种途径入仕，而一旦当他们的一只脚迈入了宦海，其商人本性便又展现，第一件事便是捞回其成本，最简单高效的方式，便是出售其辖内的官职，层层捐纳，或是贪污腐败，像蛀虫一样，自上而下，逐渐蚕食大清的宦海根基，使清朝的末日提前到来。无法作为的都察院，自然清楚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清代学者顾炎武曾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一切也就要求都察院能否在复杂的环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资料：《大清会典》、《钦定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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