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节中呈现真实：读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看熙宁政治

原标题：在细节中呈现真实：读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看熙宁政治

年谱的重点在于材料，好的年谱，要求巨细靡遗、考订精详、系年准确，对作者的搜讨之力、考据之功与沉潜之心都要求甚高。就这点来说，成国先生的《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当之无愧。尤为难得的是，面对这样一位聚讼千年、评论两极分化的特殊谱主——王安石，他虽然在材料方面富有四海，却表现出高度的克制，甘心沉默不语，把判断的权柄留给了读者。由此，我们才得到了一部可靠的王安石年谱。

然而，真实正是在细节中得到呈现的，细节越丰富，呈现的面向越复杂，越是接近真实。作为司马光的传记作者，我从成国先生处获益极大。今细读《年谱》，更深感大变法时代的复杂性，兹缀取三事，略陈浅见，还请成国先生与诸位师友批评。

《王安石年谱长编》书影

其一是新法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年谱》中有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第一个在卷四，熙宁三年，右正言李常、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弹劾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事实清楚，神宗基本上已经被说服，王广渊却坚持“比无抑配者”。然而最终，在王安石的维护下，神宗决定“置王广渊不问”。那么，王安石是如何打动神宗的呢？《年谱》引《宋朝诸臣奏议》李常《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注载：

王安石为上言广渊在京东功状，且曰：“广渊为人，诚不可知，然见陛下欲责功实，乃能趋附，以向圣意所在。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998页）

王安石为王广渊辩护，所持的理由是两点：第一是王广渊“在京东功状”，也就是通过“和买抑配取息”所获得的政府增收。第二是王广渊能“趋附”、迎合“圣意”。“设官”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君主的好恶，以便老百姓顺其所好，避其所恶——这样的说法实在令人“耳目一新”，笔者浅陋，没能查到王安石有何经典依据，这里也顺便向饱学之士请教。

熙宁七年，类似的一幕再度上演：韩宗师弹劾程昉在河北淤田“广害民稼”，又谎称当地百姓主动请求淤田，有欺罔之罪。程昉自己也承认只取得了“逐县乞淤田状”，并没有挨家挨户得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程昉的淤田未取得当地百姓同意，并且损害了百姓利益，可以说是事实俱在。然而，王安石的辩护却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年谱》卷六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载：

王安石曰：“……程昉……为朝廷宣力淤田至四千余顷，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

而神宗的反应也特别实诚：“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 （1696页）也就是说，在神宗和王安石的眼里，百姓是否同意、他们的田园庐墓是否被淹，都是“小小差失”，微不足道。神宗和王安石真正重视的，是“实利”。王广渊“抑配取息”和程昉“淤田广害民稼”两个细节，时隔四年，性质完全相同，王安石新法的真正追求是什么，还用再说得更直白吗？

其二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在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浮泛作风。《年谱》卷四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四，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右正言李常批评青苗法，有云：“况今官吏务为希合，百端罔民，其尤甚者，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百，以输二分之息。”（1012页）认为在青苗法的推行中，某些州县“实不出本，勒民出息”（《宋史·李常传》）。若其事属实，则近于明抢，比“抑配”性质更严重，可谓恶劣之极。王安石坚持要李常“分析”，明确指出“是何州县如此”。李常不能指实，因遭贬黜。当时曾公亮、陈升之力保李常，后来司马光批评李常贬官处置不当，所持的理由都是，“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1013页）殊不知，“风闻言事”的奥义是要保护信息来源，哪里就允许台谏官任意夸大事实了呢？！王安石要求李常明确“是何州县”，合情合理；相反，曾公亮等人的辩护是禁不住推敲的。

李常之不能“分析”，暴露了仁宗后期以来台谏作风的浮泛。他们滥用了“风闻言事”的特权，喜欢夸大其辞，批评的重点在于表达态度、张扬自身的形象，往往不能征实。这种作风，当国家行政比较简单的时候，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来，政府行政继续向纵深发展，政策措施如此具体、牵涉人群如此之广之深，笼统的批评根本就已经是隔靴搔痒，完全不着痛处，只能授人以柄。

这种浮泛的作风，不止台谏官有，台谏官出身的司马光更甚。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章惇把司马光的前后劄子“反覆看详”，指出其间的多处“疏略”，一一驳斥，深中其弊。比如前后劄子中说法的相互矛盾，初三日劄子言免役法对上户不利，十七日劄子又说“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又比如，司马光声称“臣民封事……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而章惇却发现“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

与新法批评者的浮泛相比，章惇表现出了令人惊喜的理性态度。比如，司马光批评免役法雇佣所谓“浮浪”的城市平民管理官物，导致官物损失。章惇则建议进行抽样调查，对比免役法施行前、后各三年指定州的官物失窃情况，用数据说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章惇的思想方法堪称科学。王安石变法之后的政府在转型，功能增加，施政复杂，批评也应当跟进，时代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章惇的做法能够成为宋朝政府的作风，宋朝政府的行政能力将有何等水平的增长！可惜，这样闪光的思想却在愈演愈烈的派系斗争中灰飞烟灭了。

批评者浮泛，当权者则有双重标准。比如，《年谱》引《长编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食货》，熙宁三年韩琦批评青苗法，导致神宗动摇，王安石反击，攻击韩琦没有引用河北百姓的状，因而不能真实反映河北民情。王安石说：“倘河北一路有一人不愿，则韩琦必受其状以闻。今琦自入奏乃无此，则百姓不以为不便……可知矣。”（1005页）照这个说法，在王安石的价值体系中，判定一项政策是否合理，老百姓的态度是重要指标，而“状”作为民意的载体是必须的。然而，到了熙宁七年，当王安石为程昉辩护的时候，百姓的“状”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1696页）王安石团队的作风比他的反对派更扎实，但是，他并不真的关心是非。

王安石

其三，是王安石以外的宰相群体对待政令之缺乏严肃性。根据《年谱》卷四所汇集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四日间围绕着青苗法的政情变动：

正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1）严禁各地强制推行青苗贷款，（2）规定地方官不得阻止百姓自愿请贷。次日，王安石告假。曾公亮、陈升之以中书劄子将二十二日诏旨下发各地的时候，擅自取消了“地方官不得组织百姓自愿请贷”的条款。

二月一日，韩琦请罢青苗法的奏疏抵达神宗御览，神宗发生严重动摇。二日，王安石力辩，未能说服神宗；遂以三日，称疾家居；四日入见，请罢政。司马光为神宗代笔写下的慰留批答措辞激烈，至云“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诿谁？！”（1005页）二月五日起，王安石复称病不出，态度坚决。

在王安石缺席期间，神宗一方面以枢密副使为诱惑，希望说服司马光降低批评的调门儿，遭拒。另一方面，神宗的确产生了停止青苗法的想法，“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

二十二日，王安石复出。二十三日，神宗将青苗法的处置全权交给王安石，“诏以韩琦论青苗奏付制置三司条例司”（1012页）。同日，李常上了那封夸大其词、不能自圆其说的奏劄，被王安石抓住小辫子，赶出了朝廷。二十七日，在王安石的坚持下，河北都转运使刘庠遭到“与放罪”处分，意思是“有罪，免罚”，起因是他主张不对城市居民发放青苗钱。二十八日，神宗收回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三月四日，经王安石亲自修改的“驳韩琦所言青苗不当书”雕版下发全国。（1025页）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原出这一个多月的政情，目的是想展现曾公亮、陈升之、赵抃这几位宰执的政治态度。正月二十二日的诏书是他们签署了的，但是当王安石缺席的时候，他们却用中书劄子的形式修改了诏书。当韩琦二月一日的奏疏打动了神宗，王安石又称病缺席之际，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彻底扭转局面的，但却犹豫不决，无人敢于承担。在讨论如何处理刘庠的时候，陈升之、赵抃仍然表达了不同意见，与王安石激烈冲突。《年谱》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四记载了如下对话：

升之曰：“议令有罪，乃商鞅法。”安石曰：“议令者死，管子已如此言。然此非议令，乃违令也。不知三代以来，违令者亦有罪乎？！”（1015页）

王安石所称“违令”之人，表面上指刘庠，实际上连带指责陈升之等宰执。必须承认，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刘庠是外官，无缘参与政策的制定。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身为宰执，参与最高决策，当政策出台之前，讨论之时，明知不妥亦不敢或不能坚持反对；等到政策颁布之后，遇反对声高则随声附和，全无宰相之体，政治态度的严肃性丧失殆尽。何以致此？没有担当，不敢任责，私心杂念太重，既不敢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得到皇帝支持的王安石。比如曾公亮就说过：“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才会在青苗法可能在王安石病告中取消时，“夜遣其子孝宽报介甫”。（1011页）

如果整个宰相群体对待国家政令都是如此的不严肃，那必然导致朝令夕改，“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但是，在这个宰相群体之中，却有一个态度如磐石般坚定的王安石。因此，政策最终会走向哪个方向，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王安石的映照之下，其他宰相都成了小丑，逐渐丧失了神宗的尊重。所以，我们看到，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神宗待宰相越发礼数轻薄（《宋史·蔡确传》），大权独揽。对此，曾公亮等难辞其咎。

以上，便是我细读《年谱》所看到的熙宁政治之一斑。

作为一个作者，我常常被告知，在快餐时代，读者想要的阅读感受，是简洁明快的“直给”——你这本书里究竟有什么值钱的、好玩的、有用的东西，最好，一、二、三，啪、啪、啪，干脆利落讲清楚，我们可以直接拿走，就行了！但是，我常常很担心，这样，就等于让读者跳过了阅读的过程，跳过了思考的过程，直接在吃别人嚼过的馍。那不是很容易被糊弄吗？所以，我讲历史，是很不愿意“直给”的。如果拿“直给”的标准衡量，《年谱》显然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像年谱这一类的书，本来就是给专业研究者准备的资料汇编，不是给普通人读的。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历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我还是觉得，你可以自己来读一读《年谱》，自己去感受一下北宋东京的改革往事，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