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地崎岖，路远知遥，群山险，进退维谷。从广州搭高铁到贵州省会贵阳，到省边界只需要三个小时，剩下的两个多小时，都在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的路程上绕弯子。一山接一山，一洞撵一洞，好不容易见到一缕阳光，旋即立刻被黑黢黢的隧道吞噬。

坐汽车就更要命了。在有高速公路之前，从贵阳到东北部150公里外的遵义市足足要走五六个钟头，大半时间都在云雾渊洞里穿行。

连绵不绝的群岭，跌宕不息的川流，在黔北的山沟沟里凿出了一个遵义。

《尚书》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古梁州城，秦汉置县夜郎，遵义嵌在由黔入川的咽喉，北靠大娄山，南邻乌江，南北向的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

如今，作为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市井飘荡着延绵不绝的酒香，随处可见穿着红军装的学生、青年乐团或春游队伍。3月末已近晚春，夏的热情在小城街巷里流溢，遍地青石砖洒满一层金灿灿的阳光。

80余年前，在这样一个视线逼仄的深山弹丸之地，不足4万人数的红军，几经殆灭后险境重生，并在十几年后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一股令人震撼的力量，嵌在这支队伍里。

也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党成立以来第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军事决策会议，隐秘地召开。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视为一条细流历经千转百折后成长为河海的过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该算其中流势最为湍急、险峻，同时也是缔造最惊人奇迹的一段。

从井冈山到瑞金，从湘江到娄山关，戎马倥偬，易舵齐橹，600余次战斗，跨越 近百条江河，40余座高山险峰，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牺牲，平均年龄不到30岁。

而遵义会议，就像这段历史湍流中的那个分水岭。它解决的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长征”并不是最初的叫法，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拟定向西部省份进军的战略路线，当时共产党内部称之为“西征”。

自1921年诞生后到 1935年遵义会议，其中短短14间，中国共产党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最高领导人，年纪轻轻就备受磨砺的党，来到一个腹背受敌的生死考验节点。

红一方面军，从长征初期的10万人，到湘江战役后只剩得一半，再到遵义会议时仅剩下3万多，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8000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血战后，红军一直处于腹背受敌、举步维艰的境况。长征初期，红军队伍将大量粮食、衣被与武器随身携带，还带了不少笨重的机器设备，甚至还包括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废旧破烂。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如此描述此时的红军队伍：“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运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 伍。”

这支“奇怪的队伍”负重不堪，面朝八方，何去何从？目的地的选择，成为生死攸关的抉择。按照出发时的计划，红军应该沿湘桂边境北上，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进一步壮大红军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条线路的初衷没有问题，但在湘江血战后，红军的意图已被国民党知晓，后者布下重兵，设置口袋，只待红军自投罗网。

时任军事指导李德对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建议：坚持原路线，挺进湘江。

时年27岁的博古曾被称为“黑面木偶”，他形容消瘦，戴一副厚重的高度数眼镜，看谁都隔着一层雾气。对于湘江的“惨胜”，他也自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却一筹莫展。

实际上，自长征开始至此，随着作战中的不断失利，红军队伍里对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湘江战役后达到了一个顶点。

大家对共产国际的质疑也已悄悄弥散开来了，但没人说得上来，具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来，时局动荡不止，风云变幻，中共高层组织也多次变化跌宕，彼时的共产国际，就相当于一个专断的大家长。

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共738个决定，包括领导人选的产生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决定或同意。

不过，早在湘江战役开始，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就被破坏掉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线也断掉了。这也正好给了党和红军一个反思的契机：能不能靠我们自己？

因此，某种程度上，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是被逼出来的。

在国民党政权名下的所有作战队伍里，黔军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军力和装备都是最薄弱的。

因此，“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最强烈的声音来自看上去最虚弱的人。彼时的毛泽东，正面临着政治与身体的双重冷遇处境。在江西瑞金时感染的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甚至几近丧命，同时还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在多年后，毛泽东愤懑地回忆道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粪坑”指“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1931年底相继召开的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上，王明派去中央苏区各革命根据地的“中央代表”，以这些罪名全盘否定了毛泽东。

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

“中央代表”里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这个挺身而出的人是王稼祥。

1933年4月，王稼祥被国军空袭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完了8小时手术，弹片却无法取出，只能在腹部插着管子，卧在担架上前行。

彼时，毛泽东的疟疾也还没有痊愈，甚至越来越严重，他虚弱到同样不得不坐上担架。

长征开始后，行军劳顿的张闻天偶尔也坐担架休息，担架统一了毛、王、张三人的前行步伐，在途中、宿营地或篝火旁，他们有了机会共同探讨与分析这一两年来发生在红军身上的一切，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

老话道“三人成众”，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历史上，三人往往可以达成一个微妙的组合，无论是力量还是理想，相互间都有了碰撞与支撑。

除了王明派出的“中央三人团”、遵义会议前形成的“担架三人团”，长征前期还有一个“最高三人团”：负责战略大转移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

与此同时，担架上的王稼祥愈加感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与改变现状的紧迫性。一天，他半躺着，艰难而坚定地对毛泽东说：“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

1934年深冬，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内，中央军委就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史称“通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提议开始得到重视。当日晚上7点半，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电报。

每一步都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重要铺垫。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权的洗牌，在沉寂许久的黑夜中正渐渐划开一道曙光。

1935年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1月7日，大部队全面占领遵义城，直到19日撤离，这短短的12天，改变了整个中共革命的进程。

红花岗，老城子尹路，今民主路，从遵义火车站搭公交车，2元人民币，就到了今天的遵义会址。

为了确保机密性，整个遵义会议期间，本地居民无一人知晓，会议的有限记录，也在后来长年累月的南征北战中流失了。

会址的确认，也经过了多次推翻、考证，从最初确定的天主教堂，到斜对面的真迹。区区几十米距离，却寻找了好几年时间。

1954年，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之一、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走进会馆主楼一层侧居室，见到自己与彭德怀当年住过的卧室里的窄小单人床，激动地慨叹道：“就是这儿了！”

遵义会议的真实地址终于被确定下来—当年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宅邸。

柏氏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其宅邸呈中西结合装饰风格，主楼二楼就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严格来说，那只是半个会议厅，与廊区连起来总面积不足27平方米，一张2米左右长、1米左右宽的木桌，环绕20张紧挨着的竹藤椅，阳光从贴着鹅黄色滤纸的窗外洒进来，将屋内的一切变成老照片的模样。

黔地的冬天并不好过，阴冷潮湿深入骨髓，三天的会议，每天都开到深夜，每个夜晚都热火朝天，充满着滚烫的硝烟味。

当年会议召开之际，其实面临着严峻限制。纵然暂时隔绝了共产国际的远程指导，纵然博古、李德在红军队伍里的绝对权力也已动摇，但并不能直接质疑共产国际的领导。即便要批判李德与博古，也只能针对其个人行为，而不能触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身份。

为又准又狠打出这个“擦边球”做出率先示范的，是周恩来与张闻天。

1935年1月15日，会议第一天的主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 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做报告的博古将失败归结为“敌强我弱”。

第二个做报告的周恩来却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周请求中央撤换他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身份的特殊性在于，他是长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团”之一，他主动揽下责任，就相当于连带着李德、博古都有责任。

会场的空气立马紧绷起来，紧接着，张闻天站起来，一口气做了长达一小时的发言，如剥笋般，由浅入深、措辞激烈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兵力分散、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逃跑主义错误、机械战略方针作祟等。

整个过程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眼里充满了怒火。

这还只是个预热，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与其质疑者经历了几轮关于战术的辩论后，平时沉默寡言的行军总司令朱德忽然站起来替毛泽东说话：“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严肃而沉痛，目光冷冽：“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

据李德在回忆录里的描述，朱德等军人的发言均措辞严厉，甚至很“粗暴”，以至李德的翻译伍修权都不敢给他翻译。

作家赵蔚则在作品《长征风云》里描述了当晚会议结束后博古写下的一段感哽：“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

从一场政治局临时会议演变为扩大会议，静悄悄召开的遵义会议，解散了原“三人团”，毛泽东重回领导集体其军事路线得到肯定。

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通讯。而后直至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红军已经不需要一根指点江山的“拐杖”了。站在历史的云端反躬回首，毛泽东那句“我们真正认识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意味深长。

重振旗鼓再出发，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最迫切的生存问题。

自长征开始以来，红军饱经伤亡与严寒酷暑的考验，抵达遵义后，精疲力竭的基层战士们终于得到了一次真正的喘息机会。

遵义会议期间负责给团以上干部授课的“红军大学”教员、我国架桥专家何涤宙在《遵义日记》里写如此描述：“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据长征亲历者的记述，遵义会议期间，有的战士连续几日到饭馆吃川黔菜，一些战士在军阀的豪宅中用上了电灯，也有的和学生们打起了篮球比赛。

当时的战士们还并不知道，这 12天对于红军和共产党意味着什么。

终于，当“遵义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朱毛在中学操场台上演讲，群众这才看清楚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人认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这么一想，甚至还有些小失望。

“遵义革命委员会”是长征途中首个县级政权，这也象征着，从这里开始，革命的权力结构正经历一次有序的重装。

此前，后勤机关臃肿庞大，光运输设备的就有5000多人，造成军队尾大不掉，行动困难，核心战斗队变成掩护队，作战军力损耗严重。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决定“轻装上阵”：舍弃“大搬家”的物资运输方式，把从中央苏区带走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用更灵活的“取之于敌”换取更灵活的战略战术。

不过，贵州的一个特点在于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红军意识到，在这方面，不能延续历史的窠臼，在民族之间搞对立，包括到后来的滇、甘地区，红军所到之处，张贴标语、布告，阐明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以公买公卖或以物易物的方式“公平交易”。

当然，最重要的休整还是“修整”错误。“‘坚持真理，休整错误’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退休副馆长、著名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这样说到。

废止一条路线，重新建立一条新的路线，其正误与得失，还得靠历史的整体面貌来证明。正如当初朱德那句“历史是最终的证人”。遵义会议之后，“走自己的路”被党和军队一遍遍践行，直到今天仍然给人深刻的启迪。

    编辑 | 赵   义

新媒体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孙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