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形而上学之探索：评《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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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复教授的《法学方法与法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方法论》）问世后，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如何客观公正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在我看来，《方法论》尽管讲的是法学方法及法学方法论，其实，通读全书后就可发现，这本著作是名副其实的法的形而上学探索，方法论只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这也是刘瑞复教授几十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一、深刻阐述并确立了法学方法论在法的形而上学中的认识论地位
法学应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无疑属于认识论范畴。认识论问题一直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如何把握的问题，其核心要义是解决人的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从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目的（即获得真理）。因此，认识论也往往是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分水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既有“表象”客观对象的感性机能，也有“思想”客观对象的理性机能，人的认识活动就是在感性与理性、表象与思想的矛盾中进行的。人的“表象”即感性认识所看到的世界是经验的、个别化的、现象性的存在，人的“思想”即理性认识所看到的世界则是超验的、普遍化的、本质性的存在。由此形成了人的意识的自我分裂——表象世界与本质（概念）世界的分裂。
近代唯物论哲学认为，思想的客观性在于，思想源于表象，表象是客观对象在人心里的映象，思维通过归纳、分析、抽象和概括表象所形成的思想，就是思想对象的规定性。这种认识论把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仅仅诉诸于思想内容的经验来源，而没有从思维运动的形式方面去探究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说，主体的思维活动是以思维形式去分析、抽象表象，那么，思维形式本身具有客观性吗？显然，唯物论哲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近代唯心论哲学认为，思想的客观性在于，思想的客观对象即是思想内容（意识内的存在），思想通过自我认识而形成的思维规定，就是关于思想对象的规定。这种认识论把意识外的存在排除在思想客观性问题之外，就只能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而不能真正地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
对近代唯心论哲学的上述缺陷，康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作为意识之外的存在——“物自体”或“自在之物”，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但它不能转化成人的意识内的存在，就无法构成人的认识内容；或者说，作为意识内的认识内容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只能是形式把握世界（借助先验的时空观念和知性范畴）的产物，而不是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本来面目。总之，人类理性根本无法为本体界提供先天综合的知识，根本不存在纯粹理性思辨运用的任何规定，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
本体不可知，但并非不可思。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这种不可知论。他认为，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就是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逻辑，因此它不仅具有主观逻辑的意义，而且具有客观逻辑的意义。这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揭示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样的规律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但与黑格尔以纯粹思辨的方式断言思维与存在的自在同一性不同，辩证唯物论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内容，从而使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同时，辩证唯物论又引入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科学认识的历史发展，从更宏观的、更长远的人类历史性存在来说明人类思想客观性的现实根据。概括来说，作为认识论的辩证唯物论确定了几点基本要义：（1）思维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它是由物质运动的低级形式发展而来的，这从思维的起源上说明了思维与存在本质上服从同一规律。（2）人认识客观对象的过程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认识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产生、发展的，人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验证用以把握世界的观念、概念、范畴及其逻辑运动的客观意义和正确性。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巨大反作用。（3）从历史长河来看，思想的客观性不是思想与客体的完全符合，而是思想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过程。思想客观性的源泉，正在于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
这是近代以来思辨哲学对认识论问题的艰难探索，经历了漫长、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理论问题，留待后人继续深入思索。正是在深刻洞悉这一基本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方法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辩证法是法学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和认识论原则，唯物辩证法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法学方法论要在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解释法律，因此法学方法论可以概括成“法律辩证法”。作为法学方法论的法律辩证法分别从它的普遍联系观、矛盾观、发展观和实践观四个方面揭示法律、法律关系及法学学科的本质。
《方法论》提出的普遍联系观认为，法同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法同法的调整对象的联系实现的，这充分表明了法的客观本性。
《方法论》提出的矛盾观认为，法的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性，是法存在的根本动因，是法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理解法学范畴和法学理论、理解一切法的“自己运动”即旧法消灭和新法产生的钥匙。从根本上说，掌握法的矛盾观，就是解决了怎样认识和变革法的问题，在认识、分析、解决矛盾的基础上，促进法在不断完善、变革中向前发展。
《方法论》提出的法的发展观认为，法永远是发展的，不可能停留在固定不变的内容和水平上，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符合。法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和从质变到量变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与社会互动规律是法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起主要作用的规律。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法的发展，法通过调整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社会，两者相互适应，相互演进，共同发展。
《方法论》提出的法的实践观认为，认识法的总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决定认识深化的基础；实践和认识又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正确的法学思想不能从先验中来，不能从头脑中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此，《方法论》指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决定了认识方法与实践方法是统一的，也决定了认识论和实践论是统一的，法学方法论也属于实践论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占领法学教育阵地、指导法学研究的必然结论。
法学方法论以追求对法的认识的客观性为首要任务。但这个客观性可不可能达到，有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同类著作提出，这个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诸如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从而影响认识的客观性、理论的客观性。《方法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理论是包含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内的、属于人的认识范畴的概念，因而需要检验；回答法学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置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动总规律之中。所以，法的实践观实际上解决了法学理论的检验标准问题，即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检验正确理论即真理的根本标准，当然也是检验法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同时，规律、原理、逻辑证明也是检验法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但这是具体标准。因为这些具体标准均经历过实践的检验，经历过充分的证明，可以用来检验认识、理论的正确与否。
法律辩证法作为方法论、认识论，目的也是要认识客观事物——法律、法律关系、法学学科——的本质和规律。《方法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分述了这种认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是从社会运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研究法律调整的规律性。二是从法与社会的关联性出发，研究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统一性及具体表现形式、实现方式。三是从社会矛盾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本身的矛盾和社会与法的矛盾的解决途径、手段和方式。四是从法的历史性、社会性出发，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阶级利害关系、不同阶级对法的不同要求。五是从社会发展规律出发，研究法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六是从社会实践出发，研究法的范畴体系的实践规定性。我想，这应该是《方法论》对法学理论的第一大贡献吧。
反观其他某些同类著作，不能不说存在很多缺憾之处。我以为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和深度论述法学方法论，而把法学方法论降格成普通的工具论。另一方面，把具体法学方法本身当成方法论，从而把具体方法作为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比如，注释方法变为注释主义方法论，形成“无注释即无法学”的局面；实证方法变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这是“事实证明事实”的典型表现；比较方法变为比较主义方法论，采用西方法学和西方立法为标准进行比较，失去了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的立足点；等等。《方法论》提出的法学方法论，无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
二、深刻阐述并建立了完整的法学方法体系
法律辩证法作为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方法论》明确提出，两者是方法工具体系总观念与方法工具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方法论为指导，以具体方法为基础，是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的相互关系特征。方法论是关于方法体系的理论，是关于方法的观念的总概括，方法论具有理念形态特征；法学方法是揭示法学研究对象、认知法律科学、获取并解释法的客观事实的方法。“揭示法学研究对象”的方法，就是法学理论的研究方法；“认知法律科学”的方法，就是掌握法的存在的方法，即掌握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关系的方法；“获取并解释法的客观事实”的方法，就是认识、适用法律并得出科学结论的方法，或者说是司法、执法、守法的方法。显然，法学方法是理论方法与实践方法的统一体。这也是对法学界近年来关于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概念之争的有力回应。
据此，《方法论》阐述了三个维度的法学方法。
（一）一般科学方法
这是各学科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其中对法学学科特别重要的，是科学抽象方法。科学抽象方法，是关于辩证思维活动规律的方法，包括具体—抽象—具体方法、逻辑方法、归纳和演绎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这些方法是永远管用的。譬如具体—抽象—具体方法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能够反映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逻辑方法，能够告诉我们下定义的规则，要求揭示被定义项的本质属性和被定义对象与其他对象相区别。
在所有法学方法中，一般科学方法无疑是最具抽象性的。鉴于科学抽象方法是人的思维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不到位、认识偏差甚至认识错误的问题，对此《方法论》是十分清醒的，指出每个人的认识总是受到思维能力和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认识外部世界，因而认识是有限的；但从整个人类来说，世代的延续、知识的积累，总是将认识引向深入，形成了人类认识的无限过程，一切客观存在终究能够被认识。对具体法律的认识也是这样的。
（二）基本法学方法
这是传统的法学方法，是目前法学研究通常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法注释方法、法实证方法、法比较方法、法社会调查方法。刘瑞复教授常说，问题不在于传统法学方法是否过时，而在于要不要改进，要不要有所创新，使之充满时代精神和气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学方法使用不当，简单地套用，同论题脱节，不晓得何种具体法学方法是在成为研究进路或理论发展的关键问题时必须采用的方法。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著述特别是学位论文，往往列出研究方法，可从全文很难找到所列方法。其实，在方法与论题之间，起码应当明确三点：所采用的“这一个”方法是什么；“这一个”方法与其载体是否适合，以及载体如何体现“这一个”方法。二是论证环节不符合法学方法要求，阐释内容中未能找到使相关学科材料有机结合的合理方法。相关学科材料在法学理论里“集合”时，必须使之具有法学的目的、功能和机理。三是混淆语义学词语、话语与法学范畴的区别，对新词、新话过分偏好，又在语义学意义上而非法学范畴意义上使用。语义学是研究语言符号及其所指对象之间关系的，研究词汇、语法和修辞的意义。法学上的词语所具有的概念意义和语境在特定语言环境里揭示定义，只能从法学范畴意义方面求解。
对于法注释方法，可以说是《方法论》用笔墨最多的一种方法。在刘瑞复教授看来，目前对法注释方法本身的认识存在偏颇。以为理论跟着立法跑，复述或加工法律，注释越多越好，不知道有的国家一篇文章、一本书没有几个注释，一些重要著述连一个注释都没有。在注释与法律文本的关系上，存在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他认为，法律解释的主动性、再创造性，不能替代立法文本本身。他还特别谈到了哲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的由来和发展。通过《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哲学派别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比如解释学，由于解释本身就是认识的一部分，解释学不就是一种认识论吗？非要把解释学说成是一种好像很有创意甚至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哲学流派，其实是故弄玄虚。在此基础上，法学界一些人没有很好地消化，更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便提出一个所谓的法律解释学来，《方法论》对此作了客观评价，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解释法律，如果不是依据客观法律文本，而是超越解释的固有含义对法律文本做具有自我想象力空间的释义或者演绎，那么解释出来的法律就不是法律本身了。这就是要否定这种“法律解释学”的根本原因。
《方法论》认为，法律注释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才是值得肯定的。这方面，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本土资源。我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即开始了法律注释，上古三代便有十分丰富的立法实践和法学思想，《尚书》可以说是我国和人类社会最早的法律注释文本。相比而言，欧美的法律注释和法学理论要滞后一千五六百年。《方法论》通过历史回顾证明，我国法律注释和法学理论（注释法学）起步这么早，西方国家却把公元前5世纪才制定的罗马法顶礼膜拜成“法律圣经”，这实际是欧洲中心论在作怪。说到底，欧洲中心论其实是欧洲资本主义中心论，宣扬商品经济和民事权利的罗马法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种资本主义法制精神的象征。这个论述无疑是相当深刻、让学人保持警醒的。
对于实证方法，《方法论》指出，应当以可以观测到的事实为依据，用严格的逻辑来推导和组织事实资料，并求得事实验证。这种研究方法，能够解决法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而要保证事实的客观性，就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而且，必须坚持事实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对于比较方法，《方法论》指出，要确定比较要素和决定性因素，如果采取那种表象的、形式上的比较，无限制条件的比较，比较的结论并非是比较内容的逻辑结果的比较，则会使比较失去科学意义。
法社会调查方法，是根据一定目的，采用必要手段，在预先方案指导下，研究法律的方法和实践活动。《方法论》强调，如果“一定目的”、“预先方案”不合理、不可行，就容易回到“拍脑壳”立法、“从书本到书本”立法那里去。
（三）新法学方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瑞复教授就提出并采用了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后来又被称为法经济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方法。此后，又相继引入了横断学科方法（包括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数理分析方法。1995年又提出数量法学概念，将其规定为研究法调整社会数量关系的法学理论。《方法论》谈到，对于新法学方法的引进，一些人往往采取拒绝或生搬硬套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认为，法学研究应当“法言法语”，固守传统，因而拒绝采用新方法；第二种态度则对新法学方法生吞活剥，罗列名词术语，不分析采用的动因和效果，不研究方法与对象的关系规定性。
《方法论》指出，法学方法采用数理分析方法，一般是通过定量分析实现的，因而也可称之为定量分析方法。法的定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法律法规中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在法的领域的应用，主要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处理资料，设计立法、改善立法；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地解决社会活动、法律活动的科学根据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计算推导中的法学推理和证明，能够实现立法的精确化和科学性，也能够使法学理论焕然一新。其中，最具远见的观点立场应该是关于数量法学的论述。《方法论》明确提出，数量法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规律的科学，是相对独立的法学领域。与已有的一般法学部门不同，它是对整个法律体系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定量研究，回答超越法律形式之外的内在根据问题。在数量法学里，不仅研究社会关系的一般法律调整规律，还特别研究法律调整社会关系中数量关系的规律，数量法律关系是数量法学的逻辑起点；不仅研究某一法律门类的内容和数学内容，还研究跨法学部门、跨数学学科的“双跨”内容。数量法学要通过研究法与数量社会关系的关系，解决法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要通过研究数量社会关系对立法的影响及其规律，为立法科学化提供可靠依据；要通过研究调整当代社会关系的综合法律措施，利用数学方法寻求最佳法制方案。无疑，这为这门新兴法学学科指明了发展方向。对此，刘瑞复教授充满信心，认为数量法学一定会创建起来并日益走向成熟，最终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当然，法学姓法，法的定量分析姓法，数量法学也姓法，法学研究中定量分析的出发点一定是法学上而不是数学上的命题、论断、假定等，数学论证的中心线索一定是法学问题，作为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一定是法学上的结论。
对于“法经济分析方法”，刘瑞复教授似乎情有独钟。在他眼里，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和分析工具，来求解法律问题。刘瑞复教授说，经济是法的内容，法是经济的法律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济分析方法冲破了传统法学方法那种就法论法的局限性，开辟了法学研究方法的新路径。目前，在经济学与法学结合上问题较大，有的简单地应用数学，而没有得出法学上的结论；有的将经济分析局限为成本分析、效率分析；有的填充嵌入式的经济内容，由此造成了经济与法脱节，形成“两层皮”；有的回避了法的实质和立法动因。
在法的经济分析方法中，《方法论》对被奉为经典的科斯和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对“科斯定理”，《方法论》指出，科斯的基本分析方法是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是从案例到案例，没有科学论证，没有抽象出命题。首先，科斯未对交易成本作出界定，也未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其次，交易成本是否为零，与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毫无关系，不能说“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也不能说“当交易成本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不影响最终资源配置”。因为，财产权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不仅“初始分配”，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的分配都会影响资源配置；而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第三，“私下交易（谈判）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只是一种落后的假想。科斯的这一假想，或适用于法律尚未产生的原始社会和“合同优先于法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社会，任何交易都必须依法进行。对科斯追求者们提出的“在自由交易、产权明晰、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财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效率，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假设和结论也一一进行了反驳。对波斯纳的分析方法，《方法论》明确指出，波斯纳与科斯一样，对法律分析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他的分析方法是成本、效率、权利为一体，以低成本为基础、高效率为目标、权利私下交易为手段，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但波斯纳的分析方法只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法学观点，他论述的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普遍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特点，也是传统法学观点。从上述传统法学观点出发，试图说明的通过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和私下交易，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价值最大化的思想，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回声。总之，科斯和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不可取的根本原因，是把法的分析全部建立在经济学假设上，分析的结果不是法学结论而是经济学结论，最终导致法学的经济学化。为此，《方法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法的经济分析方法，才是科学的法学方法。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等上层建筑，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是法的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个原理，法的经济分析是会走偏的甚至会错误的。
对于法学方法采用横断学科方法，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决定的。系统论或系统分析的要点，是通过研究系统中构成要素形成和相互作用的机理，解决系统的整合问题。应用系统论方法，能够解决法学理论的系统化、完善化；法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建立；引入一般范畴、共有范畴的恰当性问题。而目前法学著述中的系统分析方法，限于描述法的结构、层次等的分析或者动态、静态分析，仍属于一般认识论范畴。控制论着眼于对象系统的综合性，是从控制的观点来研究系统的运动、演变的规律。法学理论采用控制论的方法，在把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当作一个系统的基础上，能够解决其组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反馈关系；研究对社会关系进行法律控制的规律；认识法律调整机制内部各个法规范、法制度相互作用原理。信息论研究信息流量、信息价值、信息系统及其构成因素，研究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给出。法学方法采用信息论方法，能够解决立法可行性、适时性的论证；法实施的社会后果的反馈；社会运行系统和执法、司法系统的改进；立法系统研究机构的组织、功能的建立或改造等问题。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法学方法真正做到了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法学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至此，在分析批判和吸收借鉴基础上，法学方法的“四梁八柱”基本搭建起来，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学方法体系。
三、大胆探索并提出了法的本体论思想
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是无效的。认识论最终会深入到本体论中去，追问客观世界的统一本原或一般存在（一种超验的存在），探索某种普遍必然的本质、原则即“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亚里士多德语），寻求某种终极价值关怀。我国古代哲学提出的本体是道家的“道”、《易经》的“易”，古希腊哲学提出的本体是柏拉图的理念，康德哲学提出的本体是“物自体”，黑格尔哲学提出的本体是“绝对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本体是“物质”，现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提出的本体则是“存在”。这些都是人类自古以来对世界本体的有益探索。那么，法的本体又是什么？《方法论》对此作了艰苦而认真的思想跋涉。《方法论》认为，法学理论是关于法的概念和原理的观念体系，法的概念和原理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法的客观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这个法的客观本质和规律，即是法学理论要研究获取的本体。
《方法论》明确提出，法是包括法意识、法规范、法关系在内的总合性概念。也就是说，法是由法意识、法规范、法关系三要素构成的总体。这三者的相互关系是：法意识是前提，法规范是基础，法关系是表现。这就是《方法论》揭示的法的本体论框架。
（一）法意识
（一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法规范制定、法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没有法意识，就不会有法规范和法关系。一定社会的法，都是以一定的法意识、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法意识总是要求一定的公检法和监狱等机构设施同它相适应。这些机构设施，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法治意识、调整意识和守法意识等法意识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形成人们关于法的总观念、总看法和法学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的生成和发展。
比较地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这一著名著作中提出，法（抽象法）的出发点是意志，而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意志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当人有了自由意志，也就有了权利和义务。法就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而法就是人人都一般地、自在地享有权利。我认为，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本体论，他确定的法的本体就是自由意志。《方法论》倡导的法意识也是自由意志，而且是一种更加自觉自为的意志。
（二）法规范
法规范是法意识、法关系得以存在的依据和根源，没有离开法律规范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关系。法意识与法规范的区别，只有在何者为第一性这个认识论范围内才有意义，法规范无疑具有决定性地位。一个国家法律的体系，是建立在法规范的基础上的。有了法规范，才有法制度；有了法制度，才有法体制；有了法体制，才有法体系。这是《方法论》对于法的本体论作出的又一个基本结论，也是对传统部门法理论的根本扬弃。
诸法律、法规中具有同类性质的法规范经系统化整理而形成法制度。法制度是法规范的基本类型，是构成法体制的基础，是一国法体系中诸法体制之间相互区别的基本单位，因而处于核心地位。把某项法律法规说成是法律制度，或者把同类法律法规集合而成的“法群”说成是法律制度，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法体制是由法制度构成的。我国关于国家法（宪法及相关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门类”的区分，即是指七个法体制。诸法体制之间存在着层次性关系，反映了客观实际，否定了法与法之间关系的部门法性质。这种层次性就是：以国家法为统帅，诸法体制排列有序、结构严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具体调整，以法体系的整体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法体系，实际上是由法体制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上述七大法体制即构成我国的法体系。
因此，《方法论》明确指出，在构建法体系上，必须改变从法部门划分理论出发，依照部门立法的内容和序列，汇集、圈定某个法律法规归属某一法部门从而扩大本部门法范围的方法；否则，势必引发争夺法律法规的“部门法大战”。同时，在理论研究上，必须改变在复述法律法规内容的基础上构建法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思想，树立法学理论的结构是逻辑结构而非“板块结构”的方法论思想，摆脱总论与分论头重脚轻、彼此孤立的分散的板块状态，摆脱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孤立分散的板块状态，从而使法学学科进入科学理论领域。
（三）法关系
法关系是被法体系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法意识、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法意识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关系表现出来；法规范通过各种法关系如民事关系、刑事关系、行政关系等法律关系表现出来。法律关系不是自然存在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被法律（法体系）所规范而形成的关系。生活中的法律、运行中的法律，即形成法律关系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传统部门法理论将法关系主体确定为参加现实法律关系的主体，但这是不够的。其实，在具体法律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作为法律主体的社会主体，即法律联系主体，而且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联系主体均不属于部门法主体。对此，《方法论》作了深刻阐述。法律联系主体是由法律规定其法律地位、具有一般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社会主体没有进入法律关系之前的主体间关系。法律联系只是为社会主体参加法律关系提供一种资格和可能性；其一般权利义务关系，只是法律上的潜在设定。当法律联系主体参加现实社会关系时，便成为具体权利义务的直接享有者和承担者，必须实施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可见，社会主体不等同于法律联系主体；法律联系主体不等同于法律关系主体。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体置于法律关系中去考察，可以强化主体对法律义务责任的承担问题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法并不是一般地对社会关系发生作用和影响，而是通过对具体法律关系的调整和保护，使法律关系主体实现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承担具体的特定的义务，以稳定法律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传统法学理论把法关系内容局限于权利义务，是私法观念的直接产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论述抽象法的内容就是从所有权开始的，所有权就是财产权。在当代社会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中，国家、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相互关系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主体间相互关系中权力和权利不可能孤立存在，权力与权利呈复合关系特征，是必然要求。这种复合关系，有的是直接复合关系，有的是间接复合关系，过程是相互制约的，目的是一致统一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或者单纯依靠民事权利为解决社会良性运行问题，无成功之例。
同样的当代特征，也决定了法关系客体超越了传统法上的财物、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一是大气、外层空间、水和海洋、声音等自然领域作为法关系客体成为可能；二是物的个人持有性和可支配性特征得以改变，主体不一定持有、支配物，但会利用物；三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产品资料取代一般的自然物和初步加工物而成为法关系客体；四是电子信息、网络等非实物形态成为法关系客体，等等。
当然，本体论所寻求的确定性、必然性、统一性和终极性，总是隐含着内在的否定性，表现为历史性的自我扬弃过程，即被更高层次的确定性、必然性、统一性和终极性所取代，这是由人类的反思批判精神所决定的，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自觉地用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去评判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本体论追求。刘瑞复教授对法的本体论探索，无疑是他这个时代的一种本体论探索，相信在新的时代自有新人进行新的更高的追问，这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肖渭明：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