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全国中小学又要进入新学年了。根据人民网报道，今年，我国高中将使用全新的“人教版”历史教科书，相比旧版教材，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幅度增加了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帝国开疆拓土奠定近代中国领土版图的内容。
全新的“人教版”历史教科书
这一修改在我看来，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确，中国在从“王朝化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注意这两个名词的差别，以后我们会经常提到）过渡的过程中，其领土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何历史上曾经被唐帝国设立安西都护府的中亚七河流域并非“自古以来”的范围，而东北、新疆、西藏、内蒙古、台湾等地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朝疆域图
古代“中国”的领土范围
当然，教科书的讲述内容毕竟是有限且详略得当的，为了让大家更详细地了解近代中国版图的形成，我们将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向大家详细分析清帝国在接手明帝国的“天命”后，是怎样奠定领土范围、并转化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的。当然，在分析“领土范围”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边界线？什么是国境线？
古代的“实控线”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边境线”到底有什么区别？有没有接替和存续的关系？在理清了这一概念后，我们对明帝国到清帝国的实控范围变更，对清帝国是怎样从“王朝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将会理解的更加顺畅。
古代“中国”以“实控线”划分势力范围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我在提到封建“王朝国家”的时候，没有使用“边界线”、“国境线”之类的词汇。确实如此，在国际法意义上具备法律效力的“国界”、“边境”，并非古典国家所能理解的范畴，而是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及主权国家体系逐步成型之后才能出现的新鲜玩意儿。以近代中国的“国境线”而言，真正的“第一块界碑”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法两国在广西北仑河入海口竹山港树立的“北仑一号界碑”（当然，之前中俄两国于1882年在新疆伊犁也曾经树立过象征界碑的“敖包”，但“敖包”这种东西在草原上非常常见）。而我们所熟知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也是主权国家体系成型之后的产物了。
北仑一号界碑
在此之前，作为古典国家的中国是难有边界线、国境线可言的——不，并不仅仅是古典国家对基层、偏远地区的施政控制力问题，而是对于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政治建构而言，根本就不存在“国界”一说。我们都知道“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是2011年于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铭文，文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
意思是周武王击败商纣王后，营建成周（即雒阳，今天的洛阳市），以此为中心教化天下百姓。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周天子最初治下的、雒阳周边地区。
这段铭文正中间的两个字为“中国”
当然，伴随着古代中国中原农耕民族领的扩张步伐，如楚国的庄蹻入滇（今云南）、秦帝国的赵佗入番禹（今广州）、蒙恬伐河套，天子治下的编户越来越多，“中国”的范围也随之外延，但是总体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与技术能力的限制，绝大多数古典国家的控制区域并未超出著名的农耕民族雨养农业线的范围（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
古代“中国”控制范围外，有以下三种国家
那么，在古典的“中国”之外，就跟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论语》中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古代中国中央农耕民族占据绝对优势的生产力与文化水平，对雨养农业线以外的诸民族（ethnic）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辐射效应。因此，在天子直辖的编户外，尽管中央王朝往往无法做到实控，也就是无法向当地派遣直接统治的官员，但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区域也都属于广义的“中国”范畴，处于“中国”的影响范围之下，且根据影响力的大小分为不同的级别：“内臣”、“外藩”、“朝贡”等。
唐朝时期的万国来朝（图源：《贞观盛会》）
“内臣” 受中央王朝的影响最大，需要承担的义务包括定期向“天子”派遣使臣、缴纳贡品、参与礼仪活动，同时“内臣”的君王合法性必须得到“天子”的背书，否则视同忤逆作乱（这一点非常要命）；
日本遣唐使船
“外藩” 受中央王朝的影响相对较小，需要承担的义务也不明确，有些藩臣会不定期地向“天子”入贡或请求和亲，部分参与中央王朝的礼仪活动，遥领“天子”赋予的象征性职务并名义上尊奉“天子”，有些藩臣就显得很不老实了（值得注意的是，外藩经常在老实和不老实之间无缝切换）；
“昭君出塞”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战争
“朝贡” 国由于大多数距离“天子”路途遥远，因此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更小，大多数“朝贡”国家仅仅是不定期地向“天子”入贡以示尊奉，并笑纳“天子”的恩赐即可。而在这三种类型的古典国家之外，是“天子”的影响力尚且不能到达的区域（类似于战略游戏中的战争迷雾），这些区域的居民那就被一概称之为“化外之地”的“蛮夷”了。
古代“中国”逐渐演变为近代中国版图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与国家建构相比近代中国有什么区别了：近现代的中国，在被西方国家用枪炮赶进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后，在国家建构上完全地使用了西方民族国家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一片领土（中国国土）、一个国家（中国）”的建构模式，到这个时候，“中国”才有了完整的、具备国际法效力的、可供管辖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境线范围。 与其它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分立状态；
如今的界碑就代表国境线
而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得益于古代东亚地缘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与古代中国在国家实力上的“一超无强”，封建时代的中国在国家体系与国家建构上更接近于“洋葱”式，从里层到外层，不同的层次对“天子”的认同感逐渐降低、对农耕文明的向心力逐渐降低、自身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的异质化程度逐渐提升——但是，不管是“内臣”、“外藩”还是“朝贡”，在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下，均属于古代中国的范畴之内（当然，大多数“朝贡”国由于文明更为异质，距离“中国”已经非常遥远了），这就是我们经常提的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是我中原王朝天子能够影响到的范围，那就算我的臣民。在这种相当特殊的国家建构下请问国界线是什么东西？提这玩意简直是低看了天子一截。
而在明、清帝国“天命易手”之际、在清帝国从古典式的“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之际，古典中国的“内臣”、“外藩”、“朝贡”体系也在缓慢解体，从解体之后的情况看，除了清帝国的先祖女真作为“外藩”承接“天命”、除了清帝国向雨养农业线以外开拓疆土的行动将一部分“外藩”纳入编户、从而成为了近代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无论是“内臣”还是“外藩”抑或“朝贡”最后的结果可谓是殊途同归：大多数都变成了“外国”。
平定葛尔丹后，清王朝获得了一大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