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学士就有给自己书斋取名的雅好，这也是传统书斋文化的点睛之笔。开书斋命名之滥觞者，史书没有确切记载。但可以肯定，书斋的兴起，是在造纸术、印刷术发明和广泛推行，书籍大量产生的唐、五代之后。之前的甲骨、金石、简牍等，实在是聚之不易，即使汗牛充栋地聚集起来，那场景也实非书房而类库房。

唐代刘禹锡一篇《陋室铭》，使得他的书斋“陋室”流芳百世。《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提到扬雄，则可将书斋命名的文化推至西汉成帝年间，约公元元年前后，扬雄即此时的官员兼学者。如此算来，我国书斋命名这一传统，竟有两千年矣！

宋至明清随着私人藏书的增多，书斋的名称也丰富起来。无论居于广厦楼宇还是斗室草堂，其间的读书人大多都会给书斋取个名号。一般而言，斋名或寄托情怀，或纪事怀人，或托物言志，或自警自励，不一而足，大致有以下几类：

以花木名为斋名

如丰子恺先生喜爱杨柳，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浙江第一中学执教时，于屋外植一株小杨柳，便命其斋为“小杨柳屋”。左宗棠当年带领湘军收复新疆，沿途道路多植柳树，后人写诗记其事：“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早年左宗棠屡试不第，筑宅苦读，因宅外多柳，故斋号“柳庄”。周敦颐书斋名为“爱莲堂”，并作《爱莲说》。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青藤书屋”等，均以树木花卉为斋名。

以斋号明志抒怀

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因感慨做官后有愧于先人和百姓，遂将书斋命为“愧轩”。柳亚子的“羿楼”，冯玉祥的“抗倭楼”，鲁迅的“且介亭”等，斋名里都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以收藏而命斋名

徐悲鸿曾买得一幅唐画《八十七神仙卷》，遂名其书斋为“八十七神仙馆”。齐白石的“三百石砚斋”，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等，一望便知其意。启功先生藏有一方古砚，铭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言，学问求于常理，操行守于坚净，遂名其斋“坚净居”。以收藏为斋名最为著名的当属乾隆皇帝的“三希堂”了。堂中三件宝贝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唯一墨迹真本）。乾隆称其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在养心殿内专辟一室收藏，并赐名“三希堂”。

还有一类斋名，从诗词、典籍中取来，寓意精深，耐人寻味。王安石晚年的书斋名为“昭文斋”。“昭文”出自《左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昭文”，显扬文采。米芾为“昭文斋”题写了斋额。清代学者钱大昕，斋名“十驾斋”，典出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他自谦比作驽马，但有不舍的精神。鲁迅少年求学之所为“三味书屋”，书屋主人寿镜吾先生言其“三味”是：“读经味同稻粱，读史味同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同醯醢。”意思是：经是主食，史是菜肴，诸子百家是调料。钱钟书书斋名为“容安馆”，当时钱先生住在中关园的小平房里，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审容膝之易安”，喻其房间之小仅可“容膝”，在此斗室钱先生写了《容安馆札记》和不少诗作。

以斋名励志自勉

姚雪垠的书斋名为“无止境斋”，他以“学无止境”的精神读书写作，历时三十四年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程十发曾有“不教一日闲过之斋”，可见他珍惜时间的勤奋精神。曾国藩一生可谓功德圆满，但他时时警示自己戒盈戒满，他给书房取名“求阙斋”。在《求阙斋记》里写道：“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他主张人的一生不宜圆满，以免乐极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