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一直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情景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

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4500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两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一二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

这种叙述，应该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所以，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