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性问题一直深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近期Collins和Wanamaker发表在AEJ的论文，对1880-2000年美国黑人和白人男性的代际流动性差异进行了探讨，并试图理解代际流动模式的差异在延续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差异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黑人和白人存在巨大的流动性差异，每一代的白人儿童都比黑人儿童有更好的机会逃离底层。在决定每代黑人和白人收入差异时，这种种族流动性差异中甚至比父母初始经济地位差异更加重要。
1870年，在美国内战和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五年后，美国黑人的人均收入约为白人收入的28%（Margo，2016），截止2010年，这一数据上升至64%。作者构建了新的代际数据库，将1880-1900年与1910-193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对于1930年后的数据，采用包含代际相关信息的现代数据库——OCG调查数据库（1962年和1973年）、NLSY79数据库（1979年至1994年）。新建的数据库几乎涵盖了自内战以来美国黑人的整体经济和政治变化，包括“吉姆·克劳”歧视性制度的兴起、南方大移民、民权革命及其后果。经过数据处理后，1880年至1900年的样本中包含282980对白人父子和25119对黑人父子，1910年至1930年的样本中包含1415312对白人父子和82223对黑人父子。
作者采用的衡量流动性指标是对比儿子在全国收入分布中的估计排名和20年前他父亲的收入在全国收入分布中的估计排名。由于1940年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不包含收入信息，作者将基于与收入状况相关的职业、种族和居住地等指标进行“收入打分”，打分主要根据时间离数据样本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的收入信息，比如1880年代和1910年代的父亲与1990年代和1930年代的儿子的打分则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的收入信息。
作者将父亲样本的收入得分转换为每年全民收入得分分布中的排名。采用全民收入分布，能更准确地反映相对于整个群体的收入地位，能更好地反映黑人工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因为收入排名取决于总体的收入分布。最新证据表明，黑人男性的收入排名保持不变可能会掩盖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因为收入分布在底部压缩并下降，而在顶部拉伸并增长（Bayer和Charles，2018；Manduca，2018）。此外，收入排名无法捕捉收入中特定职业-种族-地理因素的变化，更不能提供收入水平和家庭福利的全貌。
作者首先分析了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异，研究表明自1880年以来，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非常缓慢，仅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有短暂的快速趋同。表1.Panel A展示了黑人和白人父亲的收入得分排名，Panel B展示了随着时间各类职业从业人数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截至1930年黑人父亲的平均排名低于在全民收入分布的第10个百分位，在20世纪后期，由于黑人父亲逐渐从农业行业向蓝领行业转移，他们的收入得分平均排名逐渐提高，在1973年的OCG数据中增长至第15个百分位；由于黑人父亲在白领和熟练蓝领工人中的就业率在增加，在1979年的NLSY79数据中，增长至第18个百分位。
表1 黑人和白人父亲的收入打分排名和各类职业从业人数占比
为了量化自1880年黑人和白人的代际流动性差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向上流动性”指标，即在全民收入分布中，在一定的区间内，儿子的排名超过父亲排名的比例，这为父亲地位相似的儿子提供了向上流动率的简单比较，但它不能从数值上捕捉黑人和白人儿子成年后收入差异。所以，作者采用了简单的回归来估计控制父亲收入排名后，黑人和白人儿子成年后收入排名的差异——种族流动性差异，并探索是否有其他可观察特征可以解释这一差距。此外，还从生命周期偏差、测量误差和收入得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为了说明流动性中巨大的种族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儿子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的差异，作者估计了黑人儿子收入得分排名的反事实分布，在这种分布下，他们经历了与其父亲地位相似的白人儿子的净流动模式。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若父亲处于收入排名第10个百分位以内，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每一代的向上流动性上都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白人儿童的向上流动比要高的多。这表明，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白人儿童比与其父亲地位相似的黑人儿童有更好的机会超过父亲的经济地位。此外，令人惊讶的是，来自同样低收入家庭的白人和黑人儿子在成年后收入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这表明黑人男性逃离收入分布底端的可能性也低于白人男性，限制黑人工人经济进步步伐的主要是初始收入差距本身。
第二，控制了父亲收入排名后，黑人和白人儿童的预算收入排名差异很大且长期存在。这表明尽管数据存在均值回归，但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和黑人人口似乎朝着不同的均值回归。表2展示了儿子的收入排名回归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在1880-1900年和1910-1930年的样本中，来自最贫穷白人家庭的儿童平均预期成年后的境况会比来自最富裕黑人家庭的儿童要好。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大移民和民权法，但在控制父母的地位后，黑人和白人的巨大差异一直持续到二战后。在《民权法案》颁布近十年后的1973年，这种流动性差异在数值上仍与1900年“吉姆·克劳”制度时期近似。研究还发现，这一差距无法通过家庭的易观察特征（如居住地区或父母的教育程度）的差异来解释。
第三，反事实估计结果显示，若黑人和白人处于相同的流动模式，在控制了父亲的收入排名后，黑人男性的劳动力收入将大大被改善。这表明，流动模式差异是每一代种族不平等的主要直接原因。
表2 儿子的收入排名回归（控制了父亲的收入得分排名和种族）
作者的研究结果强调，从内战到当下，代际流动模式中的种族差异一直是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黑人和白人收入差异的重要直接原因。这一发现与Otis Duncan（1968a）根据中世纪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呼应，即“种族继承”是关键，并且作者将Duncan的观点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美国历史框架中。
作者发现数代人的收入代际流动性和政策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在作者研究的时间范围内，与同一种族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相比，来自富裕家庭的黑人和白人儿童都有更大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流动结构的明显差异，尽管缩小黑人和白人父母一代人的收入差距，其后代仍然会有巨大的预期收入差距。因此，一次性收入转移本身可能不会对黑人和白人收入差距的演变产生巨大而长期的影响。为了永久性地缩小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需要进行更深入、更持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次，作者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制度、政策和种族仇恨的变化，甚至包括民权运动，并没有让黑人儿童成年后的预期收入相对于来自相似经济特征家庭的白人儿童有很大的改善。这种种族流动性差距的长期存在需要对其历史和当代原因及机制进行更多的研究。
也许研究结果中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性差异趋于一致性，尽管是在歧视性政策和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民权运动时期。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些重大政策和社会变革是无效的，这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其他经济和社会趋势对黑人男性的负面影响抵消了他们从民权运动政策中争取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