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式军衔的诞生

1904年9月，北洋新军制开始在全国推广执行。伴随这一新的编制，新的官制——军衔制度——也被提了出来。

1904年12月，练兵处上奏《另定新军官制事宜》，在拟议的该官制中，其军官军衔“区为三等，析为九级：

“上等军官，第一级曰正都统，阶正一品；第二级曰副都统，阶正二品；第三级曰协都统，阶从二品。

“中等军官，第一级曰正参领，阶正三品，第二级曰副参领，阶从三品，第三级曰协参领，阶正四品。

“下等军官，第一级曰正军校，阶正五品；第二级曰副军校，阶正六品；第三级曰协军校，阶正七品。”

1905年12月，清皇降旨将练兵处所奏新军官制颁布全国执行。从此，一种全盘西化的适应新编制体制的军衔制度在中国诞生了。

北洋陆军军衔与军队职级的对应关系，最初是这样的：

正都统——总统官；

副都统——统制官；

协都统——统领官、总参谋官、炮队协领官；

正参领——统带官、正参谋官，工程队参领官等；

副参领——教练官、一等参谋官等；

协参领——管带官、二等参谋官、参军官等；

正军校——督队官、队官、三等参谋官等；

副军校——排长、掌旗官等；

协军校——司务长、司号长等。

上述部分旧军职，可能有些网友看不明白，这里将其与现代的军职做一对照：

总统官（也简称军统）——军长

统制官（也简称镇统）——师长

统领官（也简称协统）——旅长

总参谋官——军参谋长

炮队协领官——军炮兵指挥部主任

统带官（也简称标统）——团长

正参谋官——师参谋长

工程队参领官——军工兵处长

教练官——中校团附

管带官——营长

参军官——旅参谋长

督队官——副营长

队官——连长

1909年11月，军咨处上奏《陆军人员暂行补官章程》，在军官第一等第一级内增设大将军和将军，在军官和军士之间设“额外军官”。

这上等第一级中的将军、大将军，是对积有勋劳之正都统的一种赏赐，带有荣誉性质，看似军衔又不是军衔，与旧日军的元帅差不多是一码事。

这“额外军官”，就全等于后来的准尉。

清朝末期，朝廷上下重文轻武，使当兵吃粮成为令人所不齿之事，“虽提镇崇阶，已非复如昔日之可贵，至于千把末秩，则更视为无足轻重之官，稍有志节者，咸鄙薄而不屑就”，故而军中很难征得有用之才。袁世凯改革官制的宗旨之一，即有“矫人情积轻之习，使文武渐归同科”之目的。

本着这个目的，当时的军官品级定得特别高，少尉七品，上尉五品，分别和知县、知府同品。如此悬殊的品级，对改变人们重文轻武的观念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晚清时，依靠科举步入仕途已不可能，刚刚开办的军官学堂正好为那些莘莘学子们敞开了继续求学和施展抱负的大门，于是，大批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走上习武之路。后来曾经在民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留日士官生和保定军校生群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进入民国后的1912年9月，北洋陆军编制依旧，但名称改变了，原来旧的名称分别对应新的名称是为：

军——军

镇——师

协——旅

标——团

营——营

队——连

排——排

棚——班

与此相对应，陆军军衔的名称也随之改变，其对应关系是为：

正都统——上将

副都统——中将

协都统——少将

正参领——上校

副参领——中校

协参领——少校

正军校——上尉

副军校——中尉

协军校——少尉

民国后的军衔制度，军衔与职级的对应一如从前，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北洋军衔制度从1902年萌芽，到1905年破土，到民国建成后逐步完善，从此一直到今天，台军的军衔仍然以此为蓝本。

纵观一百年前的这一新的军衔制度在中国的诞生，尽管是照搬照抄的西洋货，但毕竟它是首次搬来的抄来的，就像第一个引进番茄的人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一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诸将在这一点上的贡献功不可没。

二、北洋军衔的成功

看一个军衔的设置成功与否，主要看它与军队规模及指挥层次对应的是不是合理，对应得合理，它就是成功的，不合理，就不成功。

北洋军衔自诞生以来，一直到直皖战争之前，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等级设置与指挥层次相匹配。1920年直皖战争之前，北洋陆军走的是一条精兵路线，部队数量不多，指挥层次很少，师就是平时最高编制单位了，没有像国民党统治时那么多的军、军团、集团军、战区、行营、行辕等等叠床架屋的指挥机构。这时的部队层次结构，涉及到军官的，就是师、旅、团、营、连、排六级，若把几个相当于后来战区的巡阅使署算上，也才只有七级。那么，以这七级的指挥层次，对应三等九级的军衔设置（准尉除外），巡阅使及中枢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等为上将，师旅长为中少将，团营长为上中少校，连排长为上中少尉，将校尉分布符合金字塔型结构原理，能够有效区分不同阶级，较好地体现了军衔的意义。

军衔与军职，即旧军队习惯讲的阶与级，二者要互相对应，但又不能完全相等，才能体现出军衔的价值。北洋时代的军衔在这方面做得是成功的。比如一个中将，他可能是个师长，也可能是个资深的旅长；比如一个旅长，他可能是个少将，也可能是个中将。这样的浮动，是应该的、合理的。假如每一阶军衔都只对应一级军职，那有没有这个军衔就没多大必要了；而若一阶军衔对应太多的军职，让人完全不能从军衔看出其身份，这样的军衔同样也没多大必要了。后面将说到国民党军的军衔，一个最大的失败就在这里。

2.基准军衔有效保证了阶级相当。所谓基准军衔，也就是什么职必须授什么衔的意思。基准军衔是现行我军的用法，北洋军中并没有这一称法，但它有这样的内容。1905年，练兵处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以实授之官，任相当之职……以官配职，俾无参差”。这其实说的就是基准军衔。

1910年，又补充规定为，一般情况下，要“以相当之官，任相当之职”，“但遇军职需材一时无适当人选，克副厥职，则或大于军职一级，或小于军职一级之官佐，亦可酌量派充。惟无论大小，其相差之率，概以一级为限，不得更有逾越”。这正好就是基准军衔与浮动军衔相结合的配置原则。

基准军衔有什么好处呢？一是既保证了什么职有什么衔，根据资历深浅又略有浮动，可谓既严肃又不呆板。比如团长，可以是上校，也可以是中校，但你资历再怎么深，也不许是少将；你资历再怎么浅，也不能是少校，就不会出现国民党军少将团长、苏联红军上尉旅长的笑话。

二是保证任职与任官的统一。比如某个中尉排长，因战功在短时间内升至营长时，他就可以不再受军衔条例中停年的限制仍然以中尉的军衔指挥一个营，而是按照基准军衔的规定立马晋升为少校。这个意义很重要，苏联红军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基准军衔，才弄出中尉营长、少校师长的笑话，国军也是因为没有这个基准军衔，才出现升任军长甚至兵团司令好多年后还没能铨叙少将的怪象。

3.加衔制度既保证了指挥顺畅，又避免了高级军衔的失控。翻阅北洋时期的档案，经常可以看到某“少将衔步兵上校”、“少校加中校”的记载，这便是加衔。所谓加衔，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一名军官临时担任了高一级指挥职务，但其军衔尚未达到高一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又因某种情况不能晋升至基准军衔时采取的变通措施，为的是便于指挥。加衔在有些国家，称作临时军衔。

举个例子说明，假如在战时，当某一少将旅长阵亡，上级临时指定某一上校团长代理旅长指挥时，便可以给该团长加少将衔，他就可以佩戴少将军衔，行使旅长指挥全权。为什么不直接授予少将呢？这就有多种原因了，或因为需要考察而尚未来得及考察，或为了控制少将的比例以确保将级军官的含金量，等等。加衔，是对基准军衔的补充与结合。

另一种情况，是对于立功者的奖赏。为了奖励战功，规定：“立功出力人员，有应按新制保奖者，寻常劳绩准照应升之级请保加衔……遇有应升官阶军职尽先补署”。在国外，也有将这种为奖励而加的衔称作荣誉军衔。

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总是有盛又有衰，待到了袁世凯死后，自直皖战争开始，北洋军衔上述的优点就逐渐消失。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军阀已经腐朽没落到行将灭亡的边缘，这以后的军衔，已经名存实亡，也就谈不上什么优点不优点了。比如国民二军，我不相信那么多的师长旅长都获得了军衔。

三、国民党军军衔的失败

在我看来，历史上最失败的军衔，莫过于二战时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军衔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苏军不说，下面光说国民党军。

1.军衔等级与指挥层次严重不匹配。前边说了，军衔的设置，必须与军队指挥层次的多寡大致匹配才行。即指挥层次多，军衔等级也应多设，指挥层次少，军衔等级也应少设。还有一点就是，将校尉的比例得符合金字塔型结构。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对照一下国民党军的军衔，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失败了。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其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张，指挥层次反复叠加，特别是自抗战开始以后，师早已不是北洋时代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军团、集团军（兵团），集团军（兵团）之上又有了战区（行辕、剿总），还有行营等等。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军官军衔的设置却仍旧停留在北洋军衔三等九级的基础之上，就不能与指挥层次相适应了。当然，要说军衔的等级没有增加也冤枉他了，加了，加了两级，但增加的这两级全加在了将级。校尉官对应的还是团、营、连、排这四级，将级军官却对应旅以上六七级之多，还不含副职在内，弄得头重脚轻。就好像一个人腿特短上身特长而脑袋又特大一样，破坏了黄金分割率不说，也给指挥带来了不便。唯一的好处是满足了党国军官的虚荣心。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统计，说台军的将官比例之大，全世界第一。这个，就是从大陆溃败之前的国民党军那继承下来的。

纸币发行过滥，会造成货币贬值，将级军官授予过滥，也会造成将军的贬值，解放前那句“中将满街走，少将多如狗”的说法，也就是这么来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少将的对应军职不肯上抬，上将的名额受到限制，旅以上指挥机构又一再叠加，中将一阶所对应的级便被无限拉长，弄得很是让人哭笑不得。举个例子，抗战后期的某一天，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范汉杰在第37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的陪同下检阅新3师白海风部，范、丁、白一同站在检阅台上，一个战区副长官，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一个师长，三人却同为中将。幸亏没有哪个军长和独立旅的旅长一同站在检阅台上，不然就是五级中将了。当阶与级不能有效地对应，当军衔无法有效地区分不同的军官身份后，这个军衔还有多大的意义？

2.任职与任官严重脱节。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改革陆军军官铨叙办法。这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它只考虑了二者的分立，却没有考虑二者的结合，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相对来说比较慢。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比如按抗战初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这个“停年”执行的很严格，破格例外者有，但极少，对于绝大多数人，在获得少尉军衔后得熬过17年半的时间，才有可能成为将军。而由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带兵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停年的限制，走得很快，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很多黄埔一期的学生在抗战初期便已经升至师长、军长，而这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军职晋升的快，一方面是军衔晋升的慢，造成了“阶”的晋升远远滞后于“级”的晋升的不匹配现象。

按说解决这一问题十分简单，北洋时已有成功先例，设置基准军衔，“以实授之官，任相当之职”就行了。比如一个上校军官当军长了，而军长的基准军衔是中将，那么他就可以越过少将直升中将，而不受停年的束缚。可国军的铨叙制度不这样，不管你军职的晋升到了哪一级，军衔的晋升仍旧按部就班，就很是令人费解了。

因为“阶”滞后于“级”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毋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那一套铨叙办法来，那就极有可能像二战时期苏联红军中的上尉旅长、少校师长那样，得出现很多上校军长甚至上校兵团司令。好在事实上国军并不管他什么铨叙不铨叙，仍旧在任职时一并任官，于是这又引出第三个弊端。

3.军衔的授予特别地随意，极不严肃。据原国军将领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铨叙制度改革之前，任职时就一并任官。比如任命某某某为上校团长、某某某为中将师长等。铨叙制度改革，任职与任官分开之后，依法就该分别任命，比如任命某某某为师长是一张委任状，晋升中将是另一张任官状，这才合法。但也许是为求解决阶与级的匹配，亦或是习惯使然，实际给我们看到的却是，以前那种任职时一并任官的现象，仍旧大量存在，远远没有杜绝，比如上图中蒋介石对施中诚的任命。这就等于是打了铨叙制度一个大嘴巴。

抗战开始后，这种不按铨叙新规则任命军衔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你还不能怪谁，既然铨叙制度不能使阶级匹配，既然蒋介石带头在任命军职时径自任命军衔，其他用人单位也如此效仿，又何错之有呢？

上图是廖耀湘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从军服样式与照片上的人物来看，这应该是其在远征军时，而这时，距他被铨叙少将至少还有三年以上的时间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少将还没有得到铨叙的时候，他早就佩戴上了比铨叙高两阶的中将军衔了。其他如戴笠、孙立人、胡琏等，也都有相同的情况。这在事实上就形成了一套与铨叙军衔完全不相干的又一套军衔，即西方习惯称呼的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国军特色的一个创意。

绕开铨叙法规直接在任命军职时任命军衔，有人说国军就有这样的职务军衔制度，但我迄今没看到过。依据现有的资料，我认为是有这样的事实，没有这样的制度，所谓职务军衔是运作中变通的行为。

铨叙厅曾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编号和定制的手段加以限制。但是，没用。那年头街上自主经营的军衣庄里，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少将、中将领章。

因为没有一个成文的条令法规进行规范（有人说有，但我没见过），这种不经铨叙而由部队单位擅自授予的军衔，必然要走向失控，弄成谁想佩什么衔就佩什么衔而没人管也管不了的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将领李先念，在开辟鄂豫边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就佩戴国军少将领章，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授予的，怕也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往往也都佩着少将中将的牌子四处招摇。就说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火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吧，手下不过几百家兵而已，也都挂少将军衔，甚至佩戴军衔出入重庆蒋介石官邸，你说怪不怪？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有句台词：“我委任你——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附。”拍拍脑门，张口就来，如此随意，是不是有点夸张？未必。看看杜聿明给谢文东发的委任状，再对比一下杜的军衔，你就会见怪而不怪了。

想起前些年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给不给准生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国民党军铨叙以外的军衔，差不多也是如此。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争年代的军人，也并不像今天的我们这样如此看重谁是什么军衔和有没有军衔。因为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一个少将参议可能远不如一个少校营长更有分量。所以，那年头的少将、中将，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