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直为外敌所侵扰，且胜少败多，因此宋代的文人没有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颓废，反而一直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文人中一直有广为流传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宋代文人奉为圭臬。

范仲淹出身贫苦，幼年丧父，著名的“划粥断齑”说的就是范仲淹年轻时生活艰辛而刻苦攻读的故事。其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对北宋朝廷尤其是与西夏的边事方面数次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可谓“扶大厦之将倾”。作为从下层社会一路艰苦奋斗而来，深知底层人民的艰难困苦的文人，天下人、天下事都包含在他那颗仁者之心中。

范仲淹，谥号“文正”。文正这一谥号在此之前本称为文贞，到了宋朝，因为宋仁宗名为赵祯，为了避皇帝讳所以将贞改为正，就成为了文正。文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是文人谥号中的最高等级，被认为是臣子特别是对文臣而言最高级别的谥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范仲淹写出《渔家傲》一词的必要条件。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 《渔家傲》

范仲淹的文学思想基本上体现在“质文互救”、“文道二元”以及“文气说”等方面。质文互救是在儒家传统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互相依存的静态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文质动态互补的理论，既有如柳开等人的内容的改革，又有如杨忆、钱惟演等人那样的对形式的追求，是欧苏诗文改革的先河。“文道二元”简单来说就是重道，但同时不能废弃文学性，不能舍弃文的独立价值。“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明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而“文气说”认为气是生命以及文学创作和鉴赏的本源，因此要养气，而养气的关键在于宗经和博学。宗经无需赘言，博学即包容并举，广泛学习、汲取营养。

北宋初期的文学，无论是诗文还是词，还远无法与前人相媲美，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五代词的延续，但在此过程中，词体自身也在发展着。经过中晚唐的发轫，西蜀、南唐的大力发展，再到北宋初期的沿袭，其实词这一新兴诗体在范仲淹前后的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柔情媚态的小令词已经被温庭筠李煜之辈作尽，后人在这方面再难翻出新意，词亟待开拓新领域，北宋文学也急需一个新的发展局面来彰显统一帝国的新气象。因此，有志之士们自然不肯一味的踵武前贤，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自觉地要求对五代词实行一种“陌生化”，脱离五代词的牢笼和窠臼。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写出了千古名篇《渔家傲》。

为什么这一时期只有范仲淹写出了《渔家傲》？因为只有范仲淹的边塞词真正体现了当时北宋边境的真实情况，而则其他人不具有这种“实录精神”，所以写不出《渔家傲》，写出的作品也最终被人们所忘却。而且《渔家傲》的内涵已经超出了题材内容本身的所蕴含的意义，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边塞词，它更凝聚了范仲淹一生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