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的外戚与宦官
由于王莽极其艰难的特殊历史遭遇，加上事先没能“活学活用孔孟思想”，只是崇尚道德的理想，缺乏对当时社会的情状、各阶层生活目标和生存需求的透彻了解，缺少对客观形势与时局等的准确判断，一心只想用道德的理想改造和重建社会，脱离实际，导致了自己的迅速败亡，同时也使中国历史的进程，彻底失去了峰回路转的机会与可能。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还在当皇帝，刘玄就已经称帝。一年后，刘秀脱离刘玄，自立为帝。一时间，各处皇帝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拥重兵、血光遍地。其他趁机聚众起事，准备称帝的已难于计数。又折腾了十多年，各路“义军”精疲力竭，尸骨如山之后，天下的资源也基本耗尽。王莽若赶上大家乱战已疲惫无力时当皇帝，或许可守住政权。
王莽失败了，也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惨痛的深远影响。刘秀却用世俗大众“充分理解”和“完全接受”的家天下方式，用武力的泥石流，将中国历史重新压回到家天下的浑浊状态中去，淹没了贤人政治的理想。时间就此原地打转，不再向前，就像冬天北方小孩抽打的冰尜（陀螺）一样。人们又像西汉一样，一如既往地重新过上一点新意没有，一点希望不存的生活。照样生儿育女、出作入息，为统治者生产足够的被统治对象，提供足够的用来保障与维护统治的物质财富。不管是谁，只要有人统治就行，他要是刘氏——正统的后人，那就更好了。
【图题：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郡蔡阳人，东汉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汉光武帝刘秀，把握住了天下大乱的时机，形势判断准确，借助自己刘氏后人的天然优势，善于用人，借力打力，超拔群雄，不断壮大，最终用武力平定了各种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治统治权。他自称是“夺回”了汉家的天下，大家也跟着认同这样的理念，说是他重新“夺回”了汉家的江山。江山只能是刘氏的，只有他家主宰天下，才是合理的“正统”。姓氏天下的理念，更加甚嚣尘上，从此不可动摇了。
皇权的改造，既然已经无望，丞相形式上的治理权力也基本被削夺。那么，家天下格局下的行政“治”权如何继续行驶？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靠什么来保障？当普通老百姓们最简单的生存权益，受到无端侵害和强暴剥夺时，谁来替他们申诉，还有没有人给他们主持一点最起码的公道？汉代的士大夫——当时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们，又将以怎样的资格和身份，来参与历史的进程？他们在其中，还有没有发挥正面作用的机缘和可能性？
汉代家天下的统治者们，将丞相等政务官员看作外廷。内政委任外戚，虽经王莽变故，但仍不改初衷。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掌握政权的统治者看来，外戚是他们自己的家人，至少是最近的亲人。而丞相和其他政务官员，最多也只是他们的佣人，且是他们并不信任的佣人。
光武再传至章帝，章帝时，窦后的势力开始增长。公元88年，章帝死，和帝继位，刚满十岁。和帝是章帝窦皇后的养子，窦皇后的兄长窦宪，官拜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窦氏父子、兄弟，骄横跋扈，权倾朝野。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诛杀窦宪，清除窦氏势力。这是东汉依靠宦官势力，排击外戚成功的开始。这一成功，给后来的君王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公元105年12月，和帝死，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安帝继位。公元125年3月，安帝死，少帝继位，不到一年又死了。同年11月，顺帝继位。顺帝的继位，得利于宦官孙程等的拥立，从此宦官权势日甚一日。公元144年，顺帝死，冲帝立，不到一年也死了。公元145年正月，外戚大将军梁冀，拥立8岁的质帝，从此掌控朝政。第二年，因为质帝说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鸩杀质帝，拥立桓帝。梁冀还诬杀了前太尉李固和杜乔等，君臣惧怕他的威势，敢怒不敢言。公元159年，桓帝密诏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定计诛杀梁冀，太尉、司空、司徒等一大批重要官员，都被以阿附梁冀的罪名免官罢职。桓帝赏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为县侯。宦官势力日渐膨胀，从此愈加骄横。宦官亲族横霸乡里，欺压良善，引起社会普遍公愤。
汉代的知识分子，虽然经历王莽的挫折和丞相不断被杀的遭遇，依然没有停止对人间美好政治目标的追求。当此宦官横行不轨，天下怨声载道的东汉晚期，他们奋起抗争，诛杀并严惩不法的宦官子弟、亲族，以此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纯洁，为生民伸张正义。这是东汉晚期一股新的知识力量，他们又以另外一种方式，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正当化，做了一次果敢而有力的努力。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十二月，也就是诛杀大将军梁冀之后不久，汉桓帝从容问侍中爰延说：“朕何如主也？”爰延回答说：“陛下为汉中主。”桓帝问爰延为什么作这样的评价，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桓帝希望得到大臣们的嘉赞，爰延却不失时机地揭穿并告诫他，想要获得历史上的美名，就要信用贤才，要是一切任由宦官，那就只有祸乱天下，留下千古的恶名。
二、知识精英出场
爰延这里提到的陈蕃，是东汉晚期的重臣，身居太尉之职，是当时天下的士望所系，是地方知识分子的朝中代表，也可以说是天下士人的精神领袖和朝中保护伞。
【图题：陈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时期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少年时便有大志，师从于胡广。】
汉桓帝诛杀梁冀以后，一度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大鸿胪盛允为司空。新三公均是善类，而且小有作为。当时天下士人以为诛除梁冀，希望会有崭新的政治局面出现。黄琼位居三公之首，上任之后，立即弹劾州郡中贪赃枉法的官吏，正法并贬迁了十多位，一时人心称快。
但桓帝的亲政权力，是依靠宦官杀死梁冀而得来的，于是他在心理上感激宦官，纵容宦官。借助桓帝的宠幸，宦官们一方面在朝中兴风作浪，同时还纵容亲族在地方为非作歹，抢占百姓田产甚至房屋，横行无忌。
尚书朱穆痛恨宦官骄横放肆，上疏桓帝说：自光武帝以后，一切政事都委重宦官，安帝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朝廷政务，几乎都要经过宦官之手。致使宦官“权倾海内，宠贵无极”，而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放滥骄溢，莫能禁御，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朱穆希望桓帝罢黜宦官，选用天下清白士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桓帝未予理睬。
后来朱穆又借见驾之机，当面对桓帝进谏说：“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卒。
朱穆就这样被活活气死了。这是延熹六年，也就是公元163年11月的事情，载在《资治通鉴》卷五十四。这里说的“和熹太后”，是东汉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刘肇的皇后，姓邓氏，是邓禹孙女。邓禹是东汉初的名臣，被刘秀当成自己的“萧何”看待。汉和帝死了以后，和熹太后，也就是这位邓皇后，临朝称制了十六年之久（105-121）。
宦官们不仅祸乱朝政，为害乡里，甚至插手“国家公务员考试”，给汉代选用人才的制度，增添了更大的阴影。
东汉的察举征辟，起初确实为国家提供了一些优秀人才，但也不断被扭曲。由于主持察举的官员徇私枉法，加上身居上位的权贵，还有宦官等的介入，这种征召人才的制度越来越烂，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桓帝之时，情况更加糟糕，于是民间流传出有力的讽刺谣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贫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所有的贪官污吏，都要想尽办法混个出身，好像有了文凭和职称，就能说明学识和涵养一样。这样的局面，虽然使清流知识分子深感伤怀，但却没有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并未因此而随波逐流，反而激荡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奋身投入到“清扫社会政治垃圾”的行列中。
当宦官横行之时，主政郡县的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惩治宦官及其家属中的为非作歹之徒，做出了很多惊动天下的举动，同时也招来了宦官们的集体愤怒。
于是宦官们纷纷上奏，说是受到了欺凌，并且诬告这些知识分子“养太学游士，共为部党，谤讪朝政，疑乱风俗。”桓帝下令收系李膺，并令郡县“大捕党人”。一时间，太仆杜密、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全被下狱。这个案件的最后结论，按照规程需要三府联合签名，方能奏效。三府的长官是太尉、司徒、司空。当时身任太尉的陈蕃拒绝签署，并上疏极谏，“数言李膺、冯绲、刘祐之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以至流涕；帝不听。”（《资治通鉴》卷五十五）陈蕃被免官。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的开始。
陈蕃一向倾心善类，重视知识精英，早在他身任尚书令的时候，就曾上疏举荐五位在野的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处士。其中第一位就是豫章的徐稚。桓帝准奏，但是五人拒不应征，表现了知识分子不为利益所动，不受权力诱惑的高尚节操。
知识分子的节操，很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不是给官就做。不像后世有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脑袋削出尖来，拼命往上钻，人家给个县令，甚至乡长，就能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兴奋得几乎要得脑血栓。
刚才说陈蕃推荐五位处士，其中第一位叫徐稚，字孺子。徐稚从小家境贫寒，经常自己耕种，自食其力，不接受无义和无缘由的馈赠。其人恭敬、节俭，胸怀正义，又善于谦让，远亲近邻，无不被其真正的德行所感动。他不止一次谢辞官府的征辟，不为官位和俸禄所打动。陈蕃久闻其名，身任豫章太守的时候，曾以隆重之礼，聘请徐孺子入府为官。徐稚因为知道陈蕃是大贤，所以只得入府还礼，但还是没有出来做官。不过，他却因此和陈蕃成了好朋友。陈蕃为人端正，性格严峻，平常绝少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的时候，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张床铺，留他在府中住宿。等到徐稚一走，就把这张床悬起来，以示不给别人使用。
【图题：徐稚(公元97-168年)，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今丰城白土乡隐溪村)，东汉隐士。少学今文经学，兼通天文，历算。】
这是一段有名的历史故事。被唐代王勃写进《腾王阁序》里：“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腾王阁序》，是中国骈体文中最优美的篇章之一，朋友闲时可以记诵下来。记诵它有什么用？没用，不要一切都要讲究有用没用，太功利了，社会就会变成腐臭的泥潭，人也会变得越来越俗不可耐。
东汉党祸前后，清流知识分子确实做出了很多胆大壮举。
山阳太守翟超，任命张俭为东部督邮，查抄了宦官侯览的家，搜出侯览剽掠百姓的大量财富，上奏朝廷的结局，是桓帝未与理睬。
东海相黄浮，诛杀宦官徐璜的哥哥徐宣。徐宣暴虐下邳百姓，民众恨之入骨。黄浮先抓了徐宣一家，好心人劝黄浮不要惹祸，黄浮声言：“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宦官们又联合起来，一同向桓帝诉冤。桓帝大怒，将翟超和黄浮一起下狱。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联合进谏，桓帝不听。陈蕃又独自上疏称：
“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馀辜。
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资治通鉴》卷五十五）
我把陈蕃的这封上疏，择取这么长一段，就是让大家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是把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学者过滤筛选后的东西讲给大家，大家又没有时间去看历史原典，所以，不容易对历史有真实的感觉，而且还容易导致懒惰的习惯。加上古典的文字不易读，所以想要了解历史，就只能去看别人怎么讲，尤其是看历史教科书怎么讲。这样做，一方面容易将历史简单化、浮泛化，同时也会导致隔靴搔痒，挠不着痛处的偏失和徒劳。历史教科书，只是教给大家一点常识性的知识，要想深入了解历史，就得到历史的典籍中去。
陈蕃历数宦官之恶，指出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都是天下的精英，奉公行法，尽职尽责，惩治宦官侯览和徐宣，若按宦官实际所犯罪恶而论，已经算是从轻处罚了。朝廷不给两位计功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把他们都抓进监牢，还用尽毒刑拷打呢？
陈蕃心系天下，所谓“寝不能寐，食不能饱”，绝不是他的自美之辞，只是他真实的自我描述。桓帝越看奏章越生气，不仅没有采纳陈蕃的谏议，还免去了他的太尉官职，司空刘茂也被罢免了。
公元166年6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也上书援救李膺等，说他们都“建忠抗节，志经王室”，都是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李膺等也乘势使用计谋，指认宦官们与自己有联系。宦官们怕自己受到牵连，于是请求桓帝宽赦“党人”。至此，被打成“党人”的二百余位贤士大夫才走出牢笼，被放归田里。桓帝虽然不得已放了他们，但却下诏：“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就是彻底开除公职，永不复用的意思。
就在这一年十二月，桓帝死了，没留下儿子。窦太后临朝听政，迎立了一个藩王继位，这位就是汉灵帝。窦武当了大将军、太尉陈蕃改官太傅，王畅为司空。一时间朝廷又仿佛掌握在善类手中了一样。
向各位说明一点情况，汉初三公是指大司马、丞相、御史大夫，到了汉哀帝时，以丞相为司徒，顺势把丞相改为司徒，后来又把御史大夫改称司空，大司马改为太尉。所以三公就变成了太尉、司徒和司空了。
汉末“三公”之外，又加内戚，担任大将军，比三公还重要，或者直接进入三公之中，成为三公的首脑人物。东汉末年，与吕布合谋诛杀董卓的王允，官居司徒，其实就是丞相。而当时身任太尉的袁隗，就是袁绍的叔叔，其实就是汉初的大司马。
初，窦太后之立也，陈蕃有力焉。及临朝，政无大小，皆委于蕃。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桓帝的皇后窦氏，是在165年10月被立为皇后的。当时陈蕃有推戴之功，所以颇受太后信重。灵帝不是桓帝的儿子，从外藩中征选继位，当皇帝时，只有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听政。陈蕃借着这个大好时机，上奏为“党人”鸣冤。太后准奏，党禁解除了，李膺等又回到朝廷，情势一时看好，仿佛一个清明的时代突然降临了。
三、窦武、陈蕃诛杀宦官
汉灵帝的奶妈刚到朝廷，想要站稳脚跟，很快就跟宦官曹节、王甫等勾结在一起。他们整天围在窦太后的身边，逗乐演小品，谄媚献殷勤，很快就都成了太后身边的红人。太后高兴，连下了好几道诏书，分别给他们加官进爵。
陈蕃和窦武心里痛恨宦官，感觉这样下去，朝廷又会像桓帝时一样了。于是两人约定见面，共商大事。
蕃私谓武曰：“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椎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尚书令尹勋等共定计策。会有日食之变，蕃谓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窦武心中大喜，感觉有陈蕃为首的天下清流士大夫的帮助，除掉宦官，重新以内戚身份掌握大权的机会来了，于是成竹在胸一样，赶着去找太后女儿，向她汇报说：按照常规，黄门官和皇宫里的这些宦官们，只是负责管理皇家的财务，最多也就是帮助传递个消息之类，可是现在却把国家的政事都交给他们做了，还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力。这些人就此猖狂起来，他们的子弟也都布列在官府里，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不说，还残害天下生灵，败坏朝廷声誉，闹得天下汹汹，不得安宁，连太阳都隐没了（日食之变）。这是上天在警告我们，我们必须赶紧把这些宦官该杀的杀，该罢免的罢免，好给上天和士民们一个交待。
太后女儿指示说：从打汉元帝的时候开始，哪个时期没有宦官？要杀也只能杀个别有罪的，怎么能把他们全都罢免了呢！（“岂可尽废耶！”）
窦武和陈蕃这次利用“日食”的自然现象，去吓唬窦太后。这种将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判断的学说，在汉代叫“天人感应”。这种学说的发起人，是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儒家董仲舒。董仲舒不敢直接批评汉武帝，就采取了这种迂回的方式，一方面承认汉武帝当皇帝符合天意，同时暗地里捎带兜售一点“如果统治不好，上天也会责罚”的“私货”。后世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朝廷大臣们，都喜欢借用这种并不巧妙的说法，来劝谏皇帝实行仁爱的政治，以减轻对天下民众和社会生活的残害。
【图题：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
窦武回去之后，先把宦官里头较有才能和谋略的管霸和苏康抓起来杀了。然后又去找太后女儿，想把宫中的宦官全部杀掉，太后女儿坚决不同意，窦武也只能等待。
过了一段时间，太后还不同意。窦武着急，陈蕃更着急，赶紧上疏给太后：
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今不急诛此曹，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说是京城里人心惶惶，都说侯览和曹节等宦官，还有灵帝的奶妈，以及她身边的女仆们（都被窦太后封为“尚书”了），沆瀣一气，祸乱天下。附会他们就能升官，违逆他们就会遭受中伤。满朝文武都跟水面上的木头一样，随波逐流，贪恋爵禄，畏惧权贵。现在不诛灭这些宦官，将来必成国家大患，江山社稷都会毁在他们手上。
这回要动真格了！要尽杀全部宦官，怎么可能？都杀没了，以后皇帝和太后靠谁服侍？太后怎么会采纳这样的建议！
陈蕃和窦武地位极高，权力极大，他们想诛杀宦官，在后世人看来，好像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觉。如果真那么容易，窦武也就不必非要请求太后同意了。窦武是窦太后的父亲，他为国家着想，窦太后都不赞成，可见宦官对于皇帝和太后的重要性和亲密关系。那么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怎么样呢？
汉灵帝建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68年的9月，窦武和陈蕃都被宦官杀死了。
因为陈蕃和窦武要杀宦官的谋划太不机密，宦官早就知道了。于是就先行诬告窦武想要废掉皇帝。灵帝听信，赶紧躲到别殿，并下令收捕窦武。窦武一看要完蛋，拒绝奉诏，带领千余人与宦官对战。陈蕃也领着80余名太学生前来助战，结果当场被抓。小宦官对陈蕃连踢带打，洋洋得意地说：“你个老不死的，看你还能阻止我们不？”当日就把陈蕃杀了。窦武本来未必输给宦官，但是一位叫做张奂的将军，刚从前线赶回京城，不了解详细情况，误信宦官的说法，真以为窦武要谋反，率兵前来帮助宦官，窦武兵败被杀。皇太后窦氏也被幽禁起来，虽然不久被释放，但心情抑郁，半年后又因母亲过世的刺激，死了。
窦武和陈蕃完了，这一下连同李膺、范滂等清流知识分子全部被抓、被杀，清流派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被彻底一网打尽。自立奋进、积极进取、寄望澄清天下的良好社会风气，也瞬间化为乌有。这次失败，对于社会的正义力量来说，损失真是太惨重了，几乎无法挽回。
【作者简介】
【图题：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等媒体，北京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清流何以不敌宦竖，汉末党锢之祸的由来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汉末知识精英”系列之一。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