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杨谔

我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群众欣赏艺术的眼光与专家是不太一样的。以绘画为例，一般群众喜欢的是色彩鲜艳、造型工整、风格细腻的作品，画家如果以此为追求，在专家的眼里即是媚俗。再譬如演唱歌曲，群众喜欢听的是耳熟能详、没有难度、能跟着哼唱的歌曲，要是歌手在演唱时再能发出几个他们难以企及的高音，或是穿插几个俏皮的动作，台下一定会如痴如狂，演唱者如果以此博取喝彩，在专家的眼里也是媚俗。

好的艺术是不要求人人都喜欢的。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又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韩愈以自己的作品受众人讥笑为喜，受众人追捧为忧。何也？朝华夕秀，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众人开始时一般无法接受，只有时间长了才会了解和懂得其中的奥妙。众人之所以赞美，是因为作品中还有众人喜欢的“陈言”没有去掉的缘故。韩愈的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却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的重视与深思。艺术之于众人，如果不能起到“引领”、“深思”与“提升”的作用，那就失去了一大半作为艺术的价值。

在一个羌族风情的简易餐厅用餐时，发现刚刚还是服务员的姑娘和大嫂，一眨眼间换上了民族服装，在餐厅前搭起的舞台上载歌载舞起来。旁人要我评价她们的舞蹈，我说“好”。为什么？她们双手的动作是不够标准和传神，舞步也不够优美和有力，但她们认真而自然，就像刚才为客人们端盘子擦桌子一样。既像表演，又像劳动，有源自内心的喜欢，最原始的舞蹈艺术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这种单纯的、原生态、稚气的美，让人想起民国老电影，技术不够成熟，但由于“一本正经”而显得足够可爱。

艺术创作最大的敌人是滥用技巧及媚俗。两者既互为因果，又犹如孪生兄弟。

在宁强跟当地书法家交流的时候，我写了一张比较大的作品，好心的朋友拍下了视频，分成一长一短两段，大体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创作时，我从来不注意自己是如何执笔、用笔、蘸墨、衔接等等细节的，但是有的作品，当时纸面上出现的效果却过了若干年后仍能历历在目。现在有机会看视频，等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新审视和思考的机会。在一个等待再次出发的间隙，我向朋友索要视频，旁边一位资深艺术家说：“现场创作，总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我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真话，我还真没有。”事后我又反复回忆了几次自己现场创作的经过，结论仍是“真没有”。我也知道那位艺术家说的是“心里话”。“心里话”应该就是“真话”，现在对不上号，根源在于创作观念的不同。

“真没有表演的成分”，是不管是私下地还是公开场合，一律无物无欲（不考虑他人的好恶与评价）。我曾问篆刻大家马士达先生创作时想些什么，他回答说：“只想着把印刻得好些。”“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是与正常的创作有所不同，好比有的人出门，喜欢修饰打扮一下一样，是为了讨好观众，渴望获得好评而有所设计、矫饰。从创作心理角度分析，前者并非无“想”，但所想的是艺术的“合”（浑融无迹、自然），目标只是艺术，所有手段的使用都是为了艺术本身。后者想的是他人的评价与好恶，把握不好便滑向“迎合”，容易出现“过头”、“刻意”、“伪装”等行为。这些因素与艺术本身产生的是“离”。“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本质是不自信，是为了讨好观众。

昔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阳春白雪”式的作品，就像一个人空有一身好本领，常无用武之地；“下里巴人”，热闹开始，最终却大多以销声匿迹收场。就眼下而言，最理想的是做“刘罗锅”式的艺术，既能讨众人之好，又能让众人多多少少受些刺激，作些思考，有所得益。这样的艺术，“雅俗共赏”一词似还不能完全概括，以文化史上的人物作比，大约类似苏东坡、郑板桥之流。“表演的成分”乃其人生之一部分、艺术创作之一部分，是其天性，是大智慧，而非横生的枝节、多余的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