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闻韶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斗鸡之变”，并由此引发了内乱。
斗鸡之变发生在这年夏天，操纵着鲁国大权的季平子与另外一个鲁国贵族郈昭伯两家，因斗鸡赌博时双方作弊又都发现对方的作弊而引起纠纷。对于季平子的操纵鲁国大权，鲁昭公早已不满，便趁着这个机会，与郈昭伯一起，联络起另一贵族臧昭伯，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了季平子。力量的对比，关键要看鲁国的另外两家世卿叔孙氏与孟孙氏的态度。叔孙氏的家臣很聪明，对叔孙氏说：“如果灭了季氏，唇亡齿寒，我们叔孙氏也就危险了。”于是叔孙氏非但没有支持国君，反而派兵救援季平子。正在观望的孟孙氏见有机可乘，立即将前来联络的郈昭伯杀死，也起兵响应。鲁昭公大败，并被迫逃亡齐国。
就是在鲁国内乱不已的时候，三十五岁的孔子也去了齐国。孔子的适齐，当然是迫于鲁国的内乱，但是深层的原因还是孔子想借助大国齐有所作为，以期真正实现自己的忠君尊王、实行仁政、天下安定的政治理想。而且在他适齐之前，就曾在鲁国与齐景公有过交往，并留下了较好的记忆。那是在五年前，正当而立之年的孔子，就对齐景公报着为天下示范的幻想。当时是齐景公与晏婴一起来鲁，齐景公曾经请教孔子：“秦穆公的秦国国家小而又处于偏僻的地方，然而他却能够称霸，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孔子毫不迟疑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秦国虽小，志向却很大;所处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公正恰当。秦穆公亲自提拔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给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拘禁中解放出来立即就与他一连谈了三天的话，随后就把执政大权交给了他。用这种精神来治理国家，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这个霸主还是小的呢(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
齐国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军事统帅姜尚的封地，地广土肥，农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曾是春秋初年的霸主之一，常与鲁国发生纠纷，这次接受鲁昭公的避难并能够礼遇孔子，当然也是与鲁国当权者斗争的需要。
这次孔子在齐国居住了将近两年，与齐景公有过多次交往，并与齐景公有过两次著名的谈话。对此，《史记》与《论语》都有详细的记述。一次是向问政的齐景公讲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一次是向齐景公提出了“政在节财”的建议。
对于孔子，齐景公确实是动心了，曾经准备以尼谿田作为孔子的封地，并要给以稍低于上卿的待遇。但是孔子的到来与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遭到了以晏婴为首的齐大夫的反对，甚至到了有人要害孔子的地步。失于政并已暮气沉沉的齐景公也便在反对声中改变了对于孔子的态度，是安慰又是敷衍地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
作为齐国宰相，晏婴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历史上一个相当知名的人物。虽然有许多与孔子冲突的观点与做法，但却也不失为一个血肉丰满、有着相当人格魅力的大国之相。要体会他反对孔子政见的初衷，我们不得不先好好了解一下晏婴是个怎样的人。
晏婴沮封
说来有趣，我对于晏子的兴致，倒是从晏子车夫的妻子开始的。本来是一对恩爱夫妻，就因为妻子从门缝里偷看过一次丈夫驾车，就和丈夫闹开了离婚。听听她数落丈夫的话，两千多年了还掷地有声——人家晏子身高不足六尺(不到一米六)，当上了咱齐国的宰相，名显天下，却志向深远，有礼于百姓;你呢?白长了个八尺的大个子，给人驾驾车就趾高气扬得不知道姓啥了，我没法跟你这样的人过!当然，这两口子不仅没分手，“驾驶员”还听了媳妇的教诲，有了巨大的进步，被晏子推荐为齐国的大夫。从媳妇、车夫到晏子，这可谓是一幕充满着人情味的喜剧。然而，在我们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有人味的人是很难进入官场的，一旦进入官场，要保持人味更是难于上青天。中国的官场，充溢着的是血腥味、市侩味、腐臭味，就是没有人味。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却偏要满嘴的仁义道德，这是中国的官僚最为擅长的。齐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东方大国，晏子历事三君五十余年(主要是做齐景公的宰相，长达四十多年)，做着齐国的相国，可他却能终其一生都保有着真实纯朴的人味，实在罕见。
如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不唱高调，不标榜“主义”，不自诩“公仆”。出使鲁国，鲁昭公问他：像先生这样有名望有德行的人，为何去侍奉邪辟的国君呢?晏子虽然挺为难，还是直言首先为了养家糊口，说自己本来就是个愚笨的人，家族的人又不如他，光是父亲、母亲、妻子三条线上等待他的“工资”帮助的就有五百多口，自己怎么敢选择侍奉的君主呢?
晏子虽然当着齐国最大的官，也领着齐国官员中最高的工资(年薪百万)，可他照样简朴地生活。穿黑布衣，披粗糙的裘，住着靠近集市又狭窄潮湿的住宅，吃粗粮苔菜，坐竹木制成的车子，而且车还是用劣马驾着(连普通型桑塔纳也够不上)。齐景公毕竟还是个爱惜人才的国君，实在看不下去了，非要给晏子换车换房子不行。晏子就是不同意。景公给晏子商量，说为了早晚见面方便，想在宫内给他盖上一栋房子。晏子还是坚辞不受。下级怎能拗过上级?景公趁着晏子出使晋国的时候，将晏子旧宅院周围的百姓搬迁后，拆了晏子的旧宅重新给他建了一处又宽敞又漂亮的豪华住宅。
谁知晏子比国君还拗，回来拜谢后不仅把新宅拆了恢复了原貌，还用拆下的材料为周围百姓的住宅恢复了原貌，并将这些老邻居一一请了回来。不领国君的情，还振振有词地做国君的工作：“谚曰‘非宅是卜，维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不要选择住宅，惟有选择邻居，违背了这种选择就不吉祥)
换房不行，就换车吧，于是景公就将一辆豪华型的大车连同四匹骏马送到了晏子的家里(相当于现在的奔驰)。谁知送一回晏子就退一回，一连退了三回。这下景公可就恼了，说：“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我想当时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景公十分的没面子，晏子十分的为难。最后还是晏子急了，一句话又把国君堵了回去：你让我管理百官，我怎能不为全国的百官、百姓做个好样子?廉洁的晏子有句名言：“足欲，故亡。”是说当官的贪婪得让欲望没有止境，是一条令其灭亡的道路。
开始我对晏子是存着疑问的，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沽名钓誉?当看到他告老回乡时真诚地退还做官时的食邑时，我开始信他了。等到见到他一直资助着数百个穷读书人的史实时，对于他的好我就有点坚信不疑，而且更生出了许多的热爱来。
还有对于女性的态度。这最是衡量一个官员品格高下、有没有人味的试金石。把女人不当人，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也是专制统治的标志之一，晏子所处的时代也不能例外。为了让鲁国国君沉湎逸乐，齐国国君可以像赠送牲口物品一样给鲁国国君赠送八十名歌女舞女;为了打通关节，越国文种则以二十对白璧、一千两金子和八个美女向吴国的权臣伯喜行贿;就连以爱才闻名列国、收养了数千名门客的贤人平原君，为了让门客们高兴，也可以随意的拔剑杀死所喜爱的女人……
晏子呢?他怎样对待女性?咱们看看这两则故事——一天，临淄东门外一个年轻的乡下女子私奔于晏子家，要自愿委身于晏子。晏子体会到了这个女子一定是遇到了困难，就让家人帮了她，打发她安然回家，却不见她。帮过了这个乡间女子，又自责着：“我受托于国家管理百姓，却有女子要私奔于我，这一定是我表现出了好色没有廉耻的行为了。”另一则故事是说一次国君景公到晏子家做客，对晏子说：“嗨!瞧你老婆又老又丑，把我心爱的女儿嫁给你吧，她可是年轻又漂亮。”按照一般的“常理”，当上皇亲，娶上娇妻，又是国君的“恩赐”，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好象不是件坏事。晏子却有自己的做法。这时晏子离开了坐席，“再拜而辞”：“妻子将终身托付给我而我又接受了她的托付，君王纵然有赐命，我也不能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况且我的妻子也曾经有过年轻貌美的时候，人本来在年轻时就寄寓着衰老、美貌时就寄寓着丑陋的啊!”
不管当官当得多大多久，就是不学坏、不腐败，不专横跋扈，始终随和谦虚，礼待下人，保持着一个普通人的朴实洁净的本色，又富有幽默感，这就是晏子了。
据我所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还是晏子(见《晏子春秋》卷四“叔向问处乱世其行正曲晏子对以民为本”)。出身平民的晏子对此还有着斩钉截铁的说明：“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也”。这个晏子真是非同小可，是他从此为今后的制度与官员，定下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原则——品德最崇高的是爱护百姓，行为最伟大的是让百姓快乐;品德最低下的是刻薄百姓，行为最卑劣的是残害百姓。
有一回齐景公游麦丘遇到一位八十五岁的封人，封人祝他和他的子孙长寿，景公高兴，封人又祝他不要得罪百姓，景公立时就恼了，声色俱厉地质问：“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这个景公说的倒是实际情况，翻开中国的历史，全是只准统治者得罪百姓，绝对不允许百姓稍稍得罪于统治者。在场的晏子几乎是立即就表示了反对，说：“君王说错了!国君就不会得罪百姓吗?得罪了百姓就没法子惩办他吗?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得罪了百姓而让百姓诛灭的吗?”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没有人味的官僚，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只知道千方百计将上司侍侯得舒舒服服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冷暖，本应装着情意的心便让蛇蝎蛆虫盘踞了。而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只能是疯长没有人味的官僚的温床。这样，两千多年间，中国的百姓怎能不灾难沉重、水深火热呢?谁没有亲历过好好的人性而让或大或小的官职(有时小如芝麻粒)、变异得丑陋不堪的现实呢?
当了一辈子大官的晏子，竟能反其道而行之，在心里张起根“以民为本”的弦，真可谓凤毛麟角。而二百年后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也就找着源头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人反对孔子，我们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了，我们甚至也可以从他的反对意见中见到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他是这样劝阻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的：“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经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晏子的意见，也许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贵族的意见。从孔子在齐二年而终于不被所用这件事，也就可以见到他的未来所会遭到的处境了。
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决定了孔子的在齐只能是无为而归。这便是在春秋时期，齐国与鲁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理想、不同追求因而也有着不同境况的诸侯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延续着周的礼乐制度与文献，其治国方略，也就让礼乐占了大的比重。而齐国则是姜尚的封地，从姜尚起便提倡发展工商经济，奖励军功，把富国强兵作为治国方略。“春秋无义战”，孟子真是一语中的。无义战的天下，当然崇尚尔虞我诈，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此，言必称周礼、处处教导诸侯国君实施仁政的孔子，在齐国的碰壁也就成为必然。
不过孔子毕竟有着另一样的境界。他说，人不理解我但我也不怨恨，这才是君子啊。就是对反对自己的晏子，他依然十分公正：“晏平仲(即晏子，名婴)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夸晏子善于和别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别人越发尊敬他。
已是三十七岁的孔子从齐国的离开是相当狼狈的。“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万章下》)——孔子的离开齐国，是提起正淘着的米边滤干边急行。（李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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