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部门里最老的人，我经常听不懂同事在说的东西。
前些天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了“集美们”三个字，问了同事才知道，原来只是“姐妹们”的一个谐音玩法，并不是我知道的家具城。
对于网络词，我个人是不太感冒。毕竟是文字工作者，有点文字洁癖。不过，自从进入网络时代，我对谐音热词的免疫已经降低了太多，从十几年前的稀饭、鸭梨山大，到这两年的耗子尾汁、夺笋，已经很难完全摆脱它们了。
大家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谐音梗呢？
谐音梗，中国人的爱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谐音梗，但都用得不多，在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里看到两三个就算正常。而在咱们这儿，你如果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能坚持十分钟不沾谐音，你就应该去挑战扫雷大赛——因为有大量的谐音梗已经变成了正常语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谐音。
之所以中国会成为谐音梗的最大原产地，和我们的语言特点有关。
汉语不是字母文字，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单字单音。字虽然多，但是读音不算多。普通话有22个声母和39个韵母，满打满算能拼出400多个音节。就算四声变化，有效音节也就1300种左右。
然而，汉字的数量远不止这些。这就使得大量汉字都有不止一个的同音字。而这在字母文字的国家是很难的。一个词好几个音节，两个单词读音完全一样或者非常近似的例子可不多。
所以，中国人只要开口说话，几乎每个字都可以玩谐音梗，这是原生的“优势”。
比如小明和妈妈说：“妈妈我饿。”妈妈就可以回一句：“我看你就不善。”
别以为这就是一句玩笑话，要是认真说的话，这是一种修辞。对，“谐音”，是和比喻、排比、拟人并列的63种正式修辞方法之一，是汉语丰富度的重要功臣。
自带幽默，也挺浪漫
说来也有意思，谐音的“谐”字，在这里当“和谐、融洽”讲，引申一下就是字音相同。可谐字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幽默诙谐。
这是个巧合，不过谐音的确往往也是“谐音”，自带三分梗的属性。
这是为什么呢？
康德从哲学层面提出了“笑是一种做作，它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成乌有”，这在心理学上叫作失谐理论（又有谐字，这不是巧合）。这个理论解释了幽默的认知特点，即心理期待和实际信息之间的认知落差。
要是常看喜剧节目的话，您可能知道这叫预期违背。预期违背不一定幽默，比如我以为墙后面是一桌好菜，结果是只大老虎，这就一点也不好笑。违背要有范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谐音梗就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幽默的预期违背。我听到的语音是A，意思却指向了B，这是意料之外的。但是A和B不是无关的，它们的发音相同或相似，有强关联性，这就是情理之中了。
如果还能构成双关，比如著名谐音梗艺术家王建国老师的“他们不让我讲旧梗，必须新梗，急得我都要心梗了”，这就又多了一层谐趣。
谐音也不仅仅是逗的，在汉语中，它也可以是浪漫的、美好的。
古代文学中其实颇多谐音的应用（人家是正经修辞好吗），比如琴和情、丝和思，都是诗词里的官方CP，默认谐音了都。
冯梦龙老师写过“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拿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就是用谐音写浪漫的例子。不过词水了点，相思也多了点，显得有点油腻，比起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差得远了。
文化谐音，智慧谐音
谐音不仅能“从中作梗”，也不仅能表达浪漫，更渗入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比如说，蔡文姬为啥叫蔡文姬？山药为啥叫山药？观音菩萨又为什么叫观音菩萨呢？都是为了避圣讳。
蔡文姬本来叫蔡昭姬，为躲晋文帝司马昭的名字改了文姬；观世音菩萨躲李世民的名字，把世删掉了。山药最惨，本来叫薯蓣，唐代宗讳“豫”，薯蓣就成薯药了；到了宋朝，宋英宗又讳“曙”，只好又改成山药。
避讳就是一种谐音的体现。
皇上不允许大家名字和他用一样的字，省得人们一天到晚玩谐音梗，指桑骂槐，他却只能听着没辙。不许叫，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谐音梗的可能性。
更常见的谐音就是广告领域和民俗喜庆场合。不管是intel的奔腾处理器，还是可口可乐、非常可乐，谐音一直是广告人的救急枪。
还有暗谐，是比较隐晦的“二元一次谐音梗”。
比如大家都知道庙里的四大天王，又叫魔家四将，手里拿这四样法器——宝剑、琵琶、雨伞、花狐貂，其实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剑有锋，琵琶可调弄，伞是用于遮雨的，貂在手里要撸顺，四种形象合起来隐喻“风调雨顺”，民间就说多拜四大天王能保佑风调雨顺。
其实这是中国人附会解读的，人家四大天王在印度就拿这四样。这种附会，也正是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过年或者嫁娶，更是谐音梗的海洋了，蝙蝠代表福气，鱼是“年年有余”，吃苹果跨马鞍，床上要撒“早立子”，这些大家耳熟能详，就不用我多说了。
谐音民俗虽然技术难度不高，但喜闻乐见，听着吉利、喜庆，给人以希望，让人开心，这就够了呀！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