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刚刚结束的欢乐喜剧人比赛中，德云社的张云雷演出了一段《探清水河》的相声剧。郭德纲在主持环节大谈相声剧，告知观众，这类相声剧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马三立、侯宝林等人便已经开始演出。老郭言外之意，这是相声的传统曲目，张云雷复兴传统，值得肯定。然而，老郭却忽略了相声界的一段公案，建国之初，相声过分三俗，罗常培、老舍等学者积极帮助相声进行改造。
提到相声三俗，观众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某些成人玩笑，于谦父亲王老爷子洗澡等等。这些成人梗在相声大师那里，当然是非常谨慎的。著名相声前辈马三立便曾公开说过，真正的相声演员，遇到下半身就不能说，要懂得适可为止。老马的这段公开表态，被相声创作大师梁左先生记录在遗作《笑忘书》当中。
但是，建国之初的相声改造，绝非只是改造低俗玩笑那么简单。尽量少开或者不开成人玩笑，尽量不拿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孙子这样的话砸挂，只是相声改造最肤浅的表面功夫。真正需要改造的，则是相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封建糟粕思想。
最早成型的相声，出现在清朝中叶，等到民国时代，随着城市小市民的增多，相声艺术真正有所发展。但相声的受众决定了相声的内容与思想导向。以爱情故事为例，中国早在元朝时期，文人参与创作的《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便已经开始高度肯定男女爱情。到了清朝小说《红楼梦》里边，更是对爱情有了一次集大成的哲学式肯定。
但是，一直到民国相声，遇到爱情的事情，也是小市民思想的。为何这么说的？目前，能够看到台本的一些相声选段，保留了部分爱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男女爱情被当做成人玩笑来开，女孩子若是不听父母之言自己娜拉出走追求爱情，最终的后果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这种相声段子的编排，当然是满足当时小市民的心理诉求。小市民们还是期望自己的儿女们听话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但这已经不符合时代进步思想的潮流了。中国从农耕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国家，不仅民众的很多落后思想在被积极改造，在娱乐作品中，也不得不面对积极的改造，从而促进民族性的进步与发展。民国相声，是对听众投其所好的，民众支持的糟粕，也必然成为相声支持的东西。所以，罗常培、老舍等人改造民国相声，更多的，是去掉那些封建糟粕，代之以现代的意识形态。
因此，郭德纲与德云社打算复兴民国时代的相声风貌，初衷是好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必须要面对封建糟粕如何更正的问题。不放拿这次喜剧人上张云雷的作品做个例子，分析分析。
张云雷饰演了一个民国唱戏的传统艺人，喜欢上了一家的闺女。但这家却把闺女许配给了大帅的儿子。大帅府唱堂会，庆祝少爷结婚。张云雷饰演的角色前来助阵，却发现结婚的正是跟自己暗许终生的女孩。面对这样的事实，女孩子跳河自杀了。而张云雷饰演的角色也跟着跳河自杀。从而，有了这段《探清水河》。
这类相声艺人的妻女被有权有势的恶霸夺取，艺人最终自杀的作品，在民国相声中不少。但在建国之初的相声改造中，老舍等前辈便提出，这样的自杀方式，并不利于国民性的良性改造。传统中国国民性，是向内的，是闷声自己流暗泪的，遇到被恶霸欺负的时候，都是自己选择自杀的。但新时代，国民性不能这样来，应该选择用正确文明的方式反抗恶霸，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类教人忍耐与自残的相声，才是建国之初反三俗的最重要部分，才是要积极改造的。我说张云雷这段民国艺人跳河自尽戏三俗，估计有 不少青年观众还感觉不到问题。我们不妨做个类比，这种自尽，很类似现代的某些底层一旦被欺负，就只知道下跪。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歌颂这种下跪，因为这种抗争的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张云雷的《探清水河》也不能歌颂自尽。这是反三俗最重要的内容。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国民性的良性建设作出贡献，而不是这样的自残与自尽。与之相对的，则是程野等人也做过类似的大帅抢亲的作品，但他们是直接干掉大帅，用侠客的方式求取公正。这是反抗暴虐的基本态度。而张云雷这种，只能哭着唱个小曲的玩意，才是中国传统曲艺中最大的糟粕。它们虽然真实的呈现了某些国民性，但这是完全错误的需要改造的国民性。不去批判，反而以哭以死为荣，就是典型的三俗了。
郭德纲与德云社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些成人玩笑段子的泛滥，而在于，他们很难清醒的认识到传统曲艺中的糟粕部分如何更正。郭德纲自编自导的电影《祖宗十九代》，于谦饰演的大财主对民国教授及其艺人生杀予夺，教授与艺人只能跪地求饶。电影不仅没有造就一种反抗意志，相反，大有对于谦饰演角色的某种崇拜成分。这是民国戏子典型的奴才嘴脸。
民国，不把戏子当人。新时代了，我们不仅希望演员们把自己当人，而且希望文艺作品，能够承担对正确国民性的传导价值。估计又要有人说，相声不过是相声，逗大家一乐的东西罢了。可是，这类藏污纳垢的玩意也能乐出来，是得多没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