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上半年，国军在东北的局面急转直下，越来越紧张，只能不断收缩兵力，最后将东北的五十万国军收缩到了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城市，其中锦州守军约十多万人，长春守军约十万人，其余都集中在沈阳。这时候蒋主张将东北国军都撤往关内，但因为他刚当上总统，不愿意背丢失东北的责任，所以一直希望由其他人提出来，卫立煌则主张依托几个大城市的坚固城防工事，坚守待变。
东北国军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本驻防长春的新一军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七军两个军，老的新一军的两个师给了新编成的新一军，留下的一个师给了新编成的新七军。之后，新一军被调往沈阳，加强沈阳防御力量，新七军留在长春。同时，国军统帅部下令放弃吉林市，将原本驻防吉林的滇军六十军撤往长春，和新七军一起固守沈阳。这样，长春的主力就包括两个军，加上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和警察部队等，兵力约十万人。
当时解放军在东北虽然已经占据优势，但在下一步怎么打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开始的打算仍然是围城打援。也就是围困长春，吸引沈阳国军出兵救援，在半路上设伏围歼，继续消灭国军在东北的机动兵力。从五月份以后，解放军就将长春重重围困，一部分兵力围城，主力分散在长春到沈阳的铁路线两侧，随时准备围歼从沈阳来援的国军。当然，如果长春的国军突围出来，也就可以顺手直接将沈阳的国军完全歼灭。
卫立煌
所以卫立煌始终认为，沈阳国军主力绝对不能东进救援长春，否则就是自投罗网，只有各自固守一条出路。而且，他认为，解放军缺乏重武器，攻城伤亡太大，一定不会强攻长春。只要给他时间和充足的后勤物资，继续在沈阳扩编和训练部队，就有能力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出兵长春，解救郑洞国兵团。郑洞国在长春也是抱定这个信念，绝对不能出城野战，只要出城突围，就会在运动战中被解放军歼灭，沈阳不出兵救援，长春就不能突围。而且，国军统帅部也认为，坚守长春有利于分担沈阳的压力，也没有积极想办法解长春之围。
到九月，解放军这边率先出牌，在中央强令之下，东总下令原本聚集在长春外围附近的解放军主力部队秘密大举南下，突然围攻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锦州之战打到十月份以后，局势对国军已经越来越不利，廖耀湘兵团迟迟不肯西进救援锦州，在新立屯和黑山一带徘徊不进，从华北抽调出来的东进兵团也无法突破塔山防线，锦州孤立无援，到十月中旬，终于被解放军攻破。到这时候，救援长春是不可能了，国军统帅部于是下令要郑洞国率部突围，放弃长春。
这时候围困长春的虽然只有东北解放军一个主力纵队，但同时配属了六个独立师，所以实际上相当于三个纵队的兵力，国军虽然有六十军和新七军两个军，但经过长期围困，早已粮食断绝，根本没有体力战斗，更不用说突围了。更重要的则是，就在郑洞国下令突围的时候，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突然下令自己所属的部队调转枪口，对新七军警戒。因为这时候曾泽生已经和解放军联系好，准备起义了。六十军下属的三个师中，原有的两个师都同意起义，另一个师则在师长和团长都被扣押之后，也被迫同意起义。
曾泽生
这样，新七军面对的局面就更加糟糕了，不仅要对付围城的解放军，还要对付六十军，这个仗就没法打了。这时候新七军的军长是李鸿，但李鸿正在生病，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军长。但史说也认为，这时候这个仗没法打了，突围也完全不可能，只有战场起义一条路可走了。他找下属的师长商量，师长们在被长期围困之后，也早已经无心恋战了，只想早点结束战争。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起义，并和六十军接通联系，约定相互不打仗，等待解放军进城接收。他们找郑洞国商量，郑洞国并未直接同意，但默许了他们这么做。不过，因为郑洞国是新一军的老长官，所以新七军在谈判投降条件的时候，仍然约定了对郑洞国的优待。
所以，长春最后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斗，解放军就进城了。解放军入城后，先接管了六十军的阵地，与新七军直接对峙，新七军也很快同意了投降，将部队集结起来，开到城外指定的地点，军官则被集中起来，送往哈尔滨进行学习改造。六十军则直接被改编为解放军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但这不意味着长春的解放没有代价，虽然解放军没有付出什么伤亡，长春的老百姓却承担了这个代价。按照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的说法，在围城期间，粮食短缺，饿殍遍地，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情况，长春饿死的人口多大十二万人，超过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和国军在淮海战役中的伤亡人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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