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现代文学的杰出大师，海明威曾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他在咱们国内的“传唱”度也极高。总体来说，他的小说艺术特色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在内容及主题上：以战争为题材，以反战及生于死为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一代人终日迷惘、虚无的精神状态；在人物塑造上：刻画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在写作手法上：提出“冰山原则”，重视作品的简洁性、象征性和含蓄性
在内容及主题上：以战争为题材，以反战及生于死为主题，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一代人终日迷惘、虚无的精神状态
海明威从1923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集《三个故事和十首诗歌》起，到1961年逝世为止，共发表了七部中、长篇小说，三个短篇小说集，一个剧本。
他本人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小说不外乎两个主题:反战、生与死。他的战争题材小说，决非不同时期的孤立创作，而是互相联系，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发展性。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被称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表作，它反映了战后西方一代青年的痛苦、悲伤的心情。
小说主人公巴恩斯在残酷的战争中，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摧残，而且精神上也遭受到不可治愈的创伤。
他和几个流落在巴黎街头的青年聚在一起，整天酗酒、钓鱼，或到西班牙观看斗牛。最后，巴恩斯与布丽特之间的爱情也归于失败了，这些都说明，无休止的追求享乐和放荡，根本不能使他们从精神苦闷中解脱出来。
虽然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他们，但他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仍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只知道，罪恶的战争粉碎了美好的“美国梦”，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灭绝人性艇世界大战，这个问题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未得到解决，仅仅以悲伤、阴郁的感情色彩代之。
然而，迷惘、虚无只是现象，消极、厌战才是海明威小说中主人公的真实思想。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参战——受伤——精神空虚——行迹放荡——爱情失败这一发展过程，寄予了自己的“模糊的、非直接的”反战倾向。
他的另一部小说《永别了，武器》的问世，虽与前篇相隔不到三年，但他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借主人公亨利之口，揭露了威尔逊政府鼓吹的“神圣”、“光荣”和“牺牲”等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痛斥道：“什么神圣、光荣和牺牲，我一听到这些空洞无味的词语就感到害躁”，“抽象的辞藻诸如光荣、名誉、勇气或神圣与具体的村庄名称、街道号码、河流名称、部队番号以及日期相比，简直令人厌恶”。
可见，这部小说的反战主题较之《太阳照常升起》就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作品中的人物，无不盼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的环境。
海明威正是集中了他们强烈的反战愿望，发人深省地用“永别了，武器”作为小说题目。这一强烈的呼声，喊出了战后一代青年发自内心的声音。
不过，此时海明威的思想仍处于迷惘之中，在他的作品中仍充满着悲哀和感伤的情调，因此不少人总把亨利和凯瑟琳这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比作二十世纪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海明威自己也说：“这本书是一个悲剧，这并不使我难过，因为我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我知道结局只有一个”。
可见，作者虽然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但从这篇小说的悲剧性结局来看，作者的思想仍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宿命观：把个人理想和幸福的破灭夸大为整个人类似乎都处于绝境。
如果说，在前两部长篇小说中，海明威塑造的主人公仅仅是世界大战的牺牲品的话，那么到了《丧钟为谁而鸣》中，这种令人怜悯的形象便销声匿迹了。
这部小说的问世，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风格上，都标志着海明威的小说创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小说的主人公乔丹献身于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便表明，作者已从早期的个人主义小圈子里摆脱出来，并置身于斗争之中，从而使作品的反战主题从消极厌战发展到自觉为异国人民的解放而牺牲。
总的来说，海明威的反战小说不像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反战作品那样，仅仅抒发消极厌战的感情或控诉和谴责战争的罪恶，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崩溃，因此他的反战主题便超出其他作家的作品，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人物塑造上：刻画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的许多短篇小说描写了斗牛士、士兵、渔民、狩猎者等下层人物，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不屈不挠的“硬汉”。
到了晚期作品《老人与海》，这种硬汉精神便在桑提亚哥的一句名言中得到总结：“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海明威这部分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孤独、刚硬的性格，形象鲜明生动，感染力强。他把这种硬汉性格放到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体现，以主人公的胜利来展示人物的英勇顽强的精神。
这在早期的短篇佳作《打不败的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年老的斗牛士曼努尔，青年时曾以武艺超群和刚勇顽强而威震斗牛场，但青春的大好时光一经消逝，他便不再为斗牛界所青睐。
曼努尔决心保住青年时代的荣誉，不顾朋友的劝说，执意上了斗牛场。在与公牛的那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中，他发扬了那种要压倒一切敌人的硬汉精神，力战公牛，终于把锋利的剑戳进了公牛的身驱，从而保住了“打不败的人”的称号。
这个时候的“硬汉子”，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勇士，也反映了年轻时代的海明威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进取心。青年时代的海明威，热衷于在一切事物中当第一名。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一名，他就放弃那项运动。
但是到了晚期，随着时光的流逝，个人经历的丰富，他这种争强好胜的棱角便逐渐磨钝，塑造出的硬汉子则往往是饱经沧桑、屡受挫折但又不甘失败的精神上的胜利者。
《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晚期作品中硬汉形象的集中体现。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表现人物的硬汉精神。
年青时，桑提亚哥曾和一位大力士扳过手腕。开始时，两人势均力敌，不分胜负，但最后，桑提亚哥以顽强的毅力使那人败在他手下。
到了老年，他的精力不比当初，毅力也有所衰竭，但其硬汉精神却不减当年。老桑提亚哥面对一连八十四天出海捕鱼空空而回，丝毫未失去信心，在第八十五天早晨，他又顽强地驾着独木舟到深海打鱼，终于打到了一条比他的船还要大的马林鱼。
这条鱼如同自然界的强者一样，是不肯轻易降服的。面对强大的敌人，老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竭力奋战两昼夜，终于以其硬汉精神降服了这个貌似强大的怪物。但毕竟年事已高，无论精力还是勇气都不及当年，因此当更加强大的敌人鲨鱼轮番向他袭来时，他只剩招架之力了。最后鲨鱼的进攻被击退了，但拖回去的“大鱼”却只剩下一副空空如也的骨架。
固然，老人的结局是“失败”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感觉不到什么悲观失望的感伤情调，尤其是他在睡梦中还看见了勇敢和无敌的象征——狮子。桑提亚哥决不是悲观绝望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人物，而是一个刚毅坚强、崇高的人物形象。
凶猛的鲨鱼甚至可以把他吃掉，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但那硬汉精神是永存的，打不败的，因此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便永远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
海明威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胜利者。他一生中曾多次险些死于战争、天灾和事故，而当人们为他的“逝世”悲痛不已时，他却在欣赏“悼词”中的华丽辞藻。
即使在晚年，他还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直到他逝世前几天，还在给《纽约人》记者莉莲·罗斯的信中表示，他将摆脱出那种喧嚣嘈杂的环境，离开医院，到一个不会有人打扰的地方去，可以让他写作。
另外，在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把表现硬汉性格与迷惘的精神状态揉合在一起的。
《退伍军人收容所》中的克雷布斯从前线返回家乡后，由于失去生活的志向，失去了爱情，失去了青春的年华，而终日消极迷惘，虚度时光。但是他却不愿屈服于任何东西，即使面对宗教的偶像，他也不屑一顾，不愿和母亲一同下跪祈祷。他的身上体现出的硬汉精神，实质上是由迷惘、虚无而发展转化来的。
《在另一个国家》中的少校，面对新婚之妻的夭折而哀伤不已，但痛哭了一阵后，他还是勇敢地支撑着。
上述这两个人物所表现的硬汉精神，都是因为战争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进而使他们性格畸形、变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
他们不同于曼努尔和桑提亚哥等硬汉子，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一旦找到某种精神寄托，身上的硬汉精神便悄然离去。
在写作手法上：提出“冰山原则”，重视作品的简洁性、象征性和含蓄性
对于海明威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人们众说纷纭，但也许对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海明威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他所独创的“冰山原则”：“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
好的作品之所以独具个性，具有永久不衰的价值，是因为它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其最主要之点可从三个方面来概括：简洁性、象征性和含蓄性。
先说简洁性。
海明威反对一切华而不实的浮藻文风，主张以最简洁的词句来表达最复杂的意义。避免无用的迂回曲折。
比如在景物描写上，他不是一览无余，而是经过艺术的加工，精心的剪裁，砍去妨碍视线的东西，留给读者的是一幅幅客观真切的画面。
他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他的外景描写通常用来衬托人物的喜怒哀乐及心理活动，或者渲染某种气氛；即使有时出现在开头，也只是单刀直入，三言两语。
例如，在《永别了，武器》的开头，作家写道：“那一年炎夏，我们住在乡下一间小房子里。从我们那座房子，看得见隔河的平房，平原同山连在一起。河底有园石子，在阳光下又白又滑；河水又蓝又清，水流得很快。军队从房子旁边的路上走过，卷起尘沙，洒在树叶上。树干积满灰尘，树叶早落。军队一开过去，尘沙满天；微风一吹，树叶儿就坠。军队走完以后，路上除落叶外，白白漫漫，空无一物。”
这段描写十分简洁、洗炼，一下子把读者带到那延绵起伏的高山和一望无际的平原，在这一背景之下是部队行军的镜头。而部队走过，则呈现出一行空空如也的景象，这就渲染出一种厄运即将来临的压抑气氛，实际上起到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的先声作用。
这一切，也许粗心的读者一下就掠过了。而顺着这段开场白往后细看，就可以看到主人公接二连三的“厄运”，都与开头的描写有关联。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一系列不幸遭遇时，丝毫不加夸张，而是尽量把感情压抑到难以察觉的地步；读者阅读时却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在人物描写上，作家的简洁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主张以人物的形象本身来揭示其性格特征，让人物的言谈举止来说话，而作家则无须要发议论。
在《杀人者》、《白象似的群山》等短篇小说中，几乎全以对话来发展故事情节，而作者写在前面的“引子”和穿插在中间的一些必要的“说明”，则有如戏剧开场前的简介以及幕间的插说一般。
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几乎是由坎特威尔上校的内心独白以及他与其情人瑞娜塔的没完没了的对白所构成，似乎这种对白有点冗长了，但从坎特威尔的谈话中所展现出的三十多年的跨空间回顾来看，这种对白就不是嫌多，而是嫌少，需要加上一些叙述才显得完善。
这恰恰是浮于海上的“冰山”那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部分的魅力所在，它迫使你展开联想的翅膀，去寻找那隐而不露的八分之七的精华。
在短篇小说《一个明净的地方》中，他以两个旁人简洁的对话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比如：（年轻侍者）“上星期他想自杀”。（老年侍者）“为什么？”（年轻侍者）“他绝望了。”（老年侍者）“为什么事？”（年轻侍者）“没什么。”（老年侍者）“你怎么知道没事的呢？”（年轻侍者）“他很有钱”。
在这段极为简短、极为浓缩并带有跳跃性的对话中，不仅知道主人公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生活空虚的孤独老人，而且看出了两个侍者由于年龄相异而对此所抱的不同态度：
老侍者由于与老主顾有着同感而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意在使年轻侍者谈出自己的看法；而那位年轻人则不懂得其中的原因，仅仅是在谈论一条消息，以消遣度时，因为毕竟他和老人不同辈，在这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
如果将隐于水下的潜台词一一补全，就得花上十倍以上的文字来叙述。这也体现了他语言的简洁性，遣词造句讲究，行文流畅，因而使人读来一口了然，颇有清新之感；有时那一段段的对话甚至体现出新诗的阶梯形美感。
象征性，海明威的象征手法又可细分为三种：
其一、类比法。
例如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以死豹子、秃鸳、鼠狗、骑车的警察和雪白的方形山巅等象征死亡的日益近逼。《老人与海》中，以老人梦见的狮子，象征的硬汉精神。
其二、词汇法。
例如在《白象般的山丘》中，“白象”一词(在英文中比喻“沉重的负担”)，象征着由于男女双方行为不慎而导致女方怀孕，因此造成了姑娘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永别了，武器》中的“武器”一词，另有“怀胞”之义，象征爱情也随着战争一去不复返了。还有小说中以夏秋两季象征着幸福和失败。
其三、呼应法。
这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两段描写就是如此：“他平躺在树林里那撒着松针的棕褐色地上，两臂交合着，下巴搁在上面。头顶上，在那高高的松树林的顶端，风在微微地吹动着。”“他等候着，直等着那军官来到阳光照射的地方，松林边缘的树木在这儿与翠绿的草坡相交。此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对着树林里那撒着松针的土地在跳动。”
文中开头与结尾多次提到松树，这象征着两点：第一，乔丹执行炸桥任务是为着一个不朽的事业而奋斗的；第二，他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是崇高的，犹如参天松树那样，万古长青。
含蓄性
海明威小说的主题往往是含蓄的，有的极为含蓄。例如《大双心河》这个短篇就很难读懂，原因是《涅克·阿丹姆斯的故事》必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这篇小说的故事仅是其中的一个片断。
主人公涅克是一个退伍军人。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篇钓鱼的故事，但仔细考察涅克的行踪和做过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涅克从战争中摆脱后企图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钓鱼，这样一来可以消遣，暂时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二来可以逃避现实。
还有《杀人者》，读者看完三分之一，可能觉得它是一部惊险小说，看完三分之二，可能觉得它是一部喻世小说，说明人生在世，常常处于走投无路、无力自拔的境地，但是看完全书，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则可觉得作者的真意是想表明一个少年如何初次接触到社会的邪恶。
海明威的含蓄，还表现在他把读者可以心领神会的内容，一笔带过或略而不谈。
例如《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尾处，乔丹连人带马被坦克炮弹打翻，大腿骨折断，无法骑马，便决定留下断后，阻击追兵。乔丹的结局终究如何呢?直到全书结束，都没有交待。但是细心的读者很清楚他必死无疑。
不得不说，因着“含蓄性”，海明威对读者要求很高，读他的作品，读者能够而且必须随时开动脑筋，否则就不能领会作品的内容和精神。
这种手法对于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不知其中奥妙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总而言之，海明威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抒发了战后西方一代青年的思想感情。他塑造出一个个充满了大无畏的硬汉气质，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集中地体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强烈个性特征。他一反二十世纪初风行于文坛的华丽浮藻之风，他的时代树立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海明威犹如一座突起的孤峰，不时地发出光辉，影响着同时代作家，并对后世作家发生着重大影响。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