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阿婆梅花，眼里总像蒙着一层雾。她说，“老安”（方言，意为年老的丈夫）谢成桂被抓去台湾后，想他，夜夜哭，眼睛哭坏了。
她是福建漳州市东山县铜钵村里，仍健在的两位“兵灾寡妇”之一。
1950年5月12日，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强抓壮丁，仅有200户人家的铜砵村一夜之间被掳走147名青壮年，其中91人已婚，致使91名年轻妇女被迫与丈夫离散，一夜之间铜砵村成了“寡妇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岸通信、通航的恢复，大多数在世的“壮丁”，辗转将书信寄回家中，有条件的，自己费尽周折回到了曾经的村庄。
当年被强行征去了台湾的老兵，许多以为再也回不来，便在台湾结婚生子。即便暮年时终于能够回乡，也已经和结发妻子错过了一辈子。
今天的铜钵村里，有许多盖得漂亮的洋楼。村里人说，从盖的楼就能看出这家是不是“台湾户”。大半辈子流落在海峡另一端的老兵，哪怕自己节衣缩食，许多也会尽力给家乡的妻子、亲人经济上的接济和补偿。
岁月流逝，更小的孙辈几乎不再有历史负担，探亲也不再需要几经辗转。只是，梅花阿婆的眼睛，永远蒙上了一层雾。
独自拉扯儿子长大的铜钵村寡妇
34年后才等到再见丈夫一面
梅花很瘦，因为“吃老反缩”（闽南方言，意为年纪大了身高降低），大概只有一米五左右。老人拄着拐杖，但不是因为腿脚不灵光，而是由于眼睛看不清，得借助拐杖探路。
因为接受过不少采访，每当有人告诉梅花，“有记者来看你了”，她就从牌桌前抽身，迈着还算稳健的步伐跨过老宅的门槛，热情地挽过记者的手，请记者坐在门口葡萄藤架下面的老式红木椅子上。
▲梅花阿婆
“感谢好政府，让我们有今天的好生活。”只要有记者过来，老人就会不断重复这句话。
的确，在艰难度过了一个人挣钱养家、拉扯儿子、“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的十几年，也不会再有更艰难的时日了。
梅花阿婆与谢成桂的儿子谢钦松，成年后在镇上开了一家卤肉饭店。实际上，由于父亲的骤然离乡、失去音信，谢钦松童年穷困。他和姐姐都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母亲梅花曾在无数夜里，抱着他“对着墙哭到流不出眼泪”。
谢钦松记忆中，村里的朋友有许多跟他有着相似的家庭:父亲或者兄弟，“被赶上船”后就消失，不曾参与他们的成长。
少年时，他不会主动与别人说与父亲相关的事。那时，村里跟他家境相仿的朋友也不愿提，“人都回不来了，说有什么用。”
不曾存在于谢钦松记忆中的父亲谢成桂，却在1984年突然回来了。
▲谢钦松在家门口
那个秋夜，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谢成桂，成了这个残缺了34年的家庭最大的惊喜。而那一年，梅花已经60岁，谢钦松也已经结婚生子。
梅花阿婆还记得，那天他们一夜未合眼，拥抱、哭泣、诉说着半个甲子各自的境遇。
梅花阿婆这才知道，丈夫在台湾，已经有了新的家庭。谢成桂告诉她，在台湾娶的妻子，是他逃离部队后走投无路，收留他的“恩人”。梅花阿婆心里不是滋味，却也不忍苛责，甚至，对那位台湾的“妹妹”，生出几分感激。
天未亮，谢成桂却不得不放下艰难重逢的发妻、儿孙，离开铜钵村，再辗转回到台湾。
尽管重逢短暂，却已经是谢家乃至整个村子破天荒的喜事。梅花和儿子放了一夜的鞭炮，送走谢成桂后，又办了儿子娶媳妇都没有过的隆重祭天仪式。
谢成桂的归乡“试水“，也给村里当年被抓了壮丁的其他家庭极大希望。
1987年台湾开放台胞来大陆探亲后，谢成桂回乡更勤了。但他依然不走“合法途径”。谢钦松回忆，父亲来得最勤的时候，是回乡“搞房地产”那一段时间——谢成桂在台北已经算是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便想着把在台湾发家致富的经验用到家乡。
曾经重金买下的一块土地，现在成了所在镇子上的地标——一个公园。
不管怎么说，谢成桂让谢家成了村子里有名的、富裕的“台湾户”。
▲谢家的房子
两边老人能相见算幸运的
丈夫有了新家庭，破镜也难重圆
由于在台北还有家庭，谢成桂每次回到铜钵村，从未完整地住过一个月。但修建祠堂、清明祭扫，他一次没落下。
有一年，谢成桂带了台湾妻子回铜钵村。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和无言，照样是放了鞭炮、祭天拜祖先。
梅花阿婆说，“她拉着我的手，叫我阿姊。”
东山县老年办主任王添发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去探望孤寡老人。对于因“兵灾”守寡的妇女，他觉得梅花阿婆已经算是下半辈子较为幸运的了。至少两岸的老人都长寿，活到了能够再次相见的时候，看到子孙满堂。
东山县“寡妇村”展览馆馆长黄镇国，曾经帮多位“寡妇”代笔写信寄往台湾，对于“兵灾寡妇”这个群体，虽是局外人却有深切的了解。
他总结道，在“兵灾”中失去丈夫的老人，无非有三种结局，一种是最幸运的，就是丈夫偷跑回来，从此一家团圆，但太少了。
还有一种，就是政策允许了，可以回家了，但双方有一方或者两个人都已经去世，至死没能见面。
比较普遍的是梅花阿婆这样的情况，虽然能够再见，但丈夫在台湾有了新的家庭，说是团聚，终也是破镜难圆。
30多年不改地址
就怕丈夫归来找不到
而东山县樟塘镇下湖村的朱赛珍，则是另一种情况。
朱赛珍的丈夫林添龙被带走时，他们刚结婚3天。林添龙家中兄弟三个，他排行老大。
当时来征壮丁时，他让两个弟弟一人躲甘蔗垛里，一人在阁楼里藏好，自己却被带走。
保全了弟弟，刚过门三天的妻子却开始了“守活寡”的一生。
林添龙的三弟，担心朱赛珍晚年无依靠，先后从亲戚家里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婴儿，让朱赛珍抚养。
同样是34年。只是，铜钵村的梅花，与丈夫分别34年后，丈夫活生生出现在了自己眼前。但朱赛珍守寡34年后，只盼来了第一封信。
说来难以置信。1983年，林添龙的老母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三弟林添池的儿子林少宗，当时十五六岁的年纪，路过村口的小卖店时，无意发现了一个写着大伯名字的信封。
林少宗还记得，那个信封已经被人拆过，但信还在。他文化程度不高，只能看个大概，但他确定，这封信是大伯林添龙写给他们家的，甚至，信中还说，有500美元很快汇到家里。
▲辗转寄回大陆的家书信封
林少宗兴高采烈跑回家，伏在已经呼吸微弱的阿嬷耳边，告诉她，大伯还活着。
全家人迅速汇合在老人病榻前，拿着林少宗带回来的信，反反复复地看，所有人喜极而泣。
本来被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宣告已经病危的林添龙母亲，得知大儿子还活着，竟然苏醒过来并精神大好。
又过了三年，林添龙母亲去世。她还是未能等到儿子归来。
林添龙直到1988年，才第一次回到家。期间，妻子朱赛珍坚持不搬家，因为担心丈夫回来，找不到她。
自从恢复通信后，林添龙多次寄回家书并附上美元，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养子女、兄弟、侄儿，人人有份。他嘱咐家人，一定要把钱留着给孙辈念书。
▲林添龙在信中勉励兄弟、后辈。
更出乎家里人意料的是，林添龙在台湾并未娶妻。
家人、乡亲都劝他回乡，和发妻好好安度晚年。但他拒绝了。
林添龙在退伍后，在高雄医院当护工。退伍老兵的补贴加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编制，加上年事已高，林添龙打消了回乡的念头。
林添龙只身在高雄，撑起了大家庭的生计和名誉。村子里修祠堂，他特地寄来了一千美元和三万新台币，是族人中捐献第二多的。
▲三弟林添池在祠堂。
家人都以为，他在台湾过得很好。
直到2000年后，养子带着孙女到高雄看望父亲，才发现，林添龙一直住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简陋宿舍中。屋内的电器不超过三样。而林添龙日常的三餐，就是在医院里，用开水就着馒头吃。
孙女林淑敏离开爷爷在台湾的陋室时，终于没忍住掉下了眼泪。“爷爷几乎把一辈子的钱都寄回大陆，自己连电视柜、衣柜都舍不得买。”
那时候，大陆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但林添龙也不愿意回乡了。晚年身体多病，他不愿意连累子孙。更何况，发妻朱赛珍，也于1990年去世了。
朱赛珍，是众多“兵灾寡妇”里比较特殊又平常的一个存在。林添龙在台湾未娶，曾让她悲喜交加。而最终与丈夫见的那一面，已经是她生命倒计时的第三年。
福建沿海的村落，几乎都有“兵灾寡妇”的悲情故事。但是就像铜钵村忌讳被称作“寡妇村”一样，后人不大愿意提及这段历史了。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丨 庄梦蕾 漳州报道
编辑丨冯玲玲
发布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