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名将中，汤恩伯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在他主政河南时期，被老百姓列为“水旱蝗汤”四大灾之一，他的军队甚至还曾被河南的百姓追着打。可以说，汤恩伯在民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
不过，人都有两面性的，汤恩伯虽然在河南人心中声名狼藉，但在他的家乡，人们却把他奉为神明，极为尊重。
汤恩伯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先后毕业于武义壶山小学堂、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1921年，汤恩伯东渡日本留学，这一离开就是10余年。直到1933年，汤恩伯以国民党中将师长的身份返乡祭祖。第一次返乡，汤恩伯就解决了汤村汤、朱两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矛盾纠纷。
汤的汤姓和朱姓家族素来和睦相处，可是在清代晚期两族掀起了一场土地纠纷，并且这场官司从前清一直打到民国，持续长达60年之久。为了调节两族的矛盾，汤恩伯一边托武义县县长徐人骥等出面调停，一边手书了“理学明经”四字，并派人制成匾额送给朱氏祠堂，对朱姓先贤朱熹表示敬意。朱姓族人看到汤恩伯没有以势压人，并且做得有礼有节，也就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在解决了汤、朱两族的历史纠葛后，汤恩伯才开始修葺汤姓祖坟。
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对汤恩伯的讲究孝道和理智的做法大加赞赏，亲自为汤恩伯的祖坟题写了“中山发祥”碑文。汤恩伯把碑文立在了汤氏的地界，从此，朱姓、汤两族再也没有发生了矛盾纠葛。
汤恩伯的做法也赢得了所有乡亲们的尊重和爱戴，1935年冬天，汤恩伯回乡省亲时，乡亲们都自发第出来欢迎他。看到乡亲们的热情，汤恩伯设宴宴请了全村的父老乡亲。席间，汤恩伯并没有以高官自居，他逐一向乡亲们敬酒，同时补贴每户人家12尺布和10元钱。当他听说家乡受旱，收成不好，他便托人到邻村购买了200担谷子，分给乡亲们，对乡亲们表达了一份心意。
抗日战争期间，汤恩伯忙于军政事务，一直未曾回家。1944年，汤恩伯的父亲汤德彩因病去世了，此时汤恩伯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蒋介石闻讯后，决定暂时不通知他，便委派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到武义悼念汤恩伯的父亲，并为之题写了“汤公之墓”、“教子成仁”墓碑。直到抗战胜利后，汤恩伯才知道父亲去世了。1946年，汤恩伯才得以返回故里，为父亲择地移坟祭奠。
汤恩伯一生戎马倥偬，却热衷于为家乡做点事情，尤其是教育事业，他以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支持家乡的文化教育。武义第一所中学——明招中学的创办与汤恩伯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是他为家乡办的一件大好事。
武义县是个偏僻的山区，在抗战之前，没有一所初级中学，学生上初中，都要到邻近的永康、金华两县就读，交通不便，教育设施落后。1945年，武义县有识之士倡议创办私立明招中学，这一建议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发起人邵鸿书和郑文林邀请汤恩伯为校董，得到了汤恩伯的同意，并捐献法币100万元，作为明招中学的开办经费。
1946年10月，汤恩伯亲自来到武义明招中学召开董事会。会上，汤恩伯被推选为懂事长，会上他把坐落在县城郊外的田地、房子以及林场全部捐给董事会，作为董事会奖励基金的来源。同时，汤恩伯还捐出2万金圆券，作为学校的启动资金。
汤恩伯曾在武义县壶山小学上过学，他在壶山小学结实了童维梓并成为好友，最后得以去日本留学。汤恩伯总是念念不忘曾经苦心积虑培育过他的母校，对壶山小学有着很深的感情。1948年，汤恩伯来到了壶山小学，看到学校的设施简陋、条件差，汤恩伯承诺资助学校课桌椅500套，风琴3台。1949年清明节前夕，汤恩伯最后一次回家乡，把母亲经香港接去了台湾，这是他离开大陆的最后一次故土之行。
汤恩伯去了台湾以后，因为上海和厦门保卫战的失利，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职。1954年，汤恩伯的胃病复发，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同年6月29日，一代抗日名将病故于日本的手术台上。汤恩伯死后被葬于台北县南宫东麓的壶山，蒋介石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何应钦、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纷纷题写了挽联。
汤恩伯逝去了，可是武义县的家乡人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捐资办学的义举，没有忘记他八年抗日的功绩。他们把汤恩伯的故居修葺一新，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武义县政府于1998年将被汤恩伯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从武义走出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