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既是智慧之神，更是人格之神。论才，他满腹经纶、才华绝世，极尽“百家众学之精、三韬五略之道、纵横捭阖之奇”。言忠，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汉室光复大业。纵观诸葛亮出山以来运筹帷幄、南征北伐的生命轨迹，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儒家圣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信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
魏晋时期的人便开始对诸葛亮推崇
诸葛孔明以“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之雄才大略，却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千古“智绝”的人谋悲剧。“或非天时，抑或人谋”，诸葛亮的人生悲剧，究其根源，在于“谋”与“时”的矛盾和悖离。
诸葛亮在挥洒“智谋”的过程中，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天时”的重重阻碍，“谋”与“时”、“谋”与“义、”“谋”与“忠”三个层次的矛盾冲突，贯穿了所有“智谋”实施的全过程。其中“时”是决定性因素，它规定着诸葛亮全部“人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三个层面矛盾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造就了千古“智绝”的“人谋”悲剧。理解这个过程，需抓住这样三个关键节点：
一、三顾茅庐：“谋”与“时”矛盾对抗的初始回合，儒家道义战胜了智慧判断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道”，近世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之士则自有统，即所谓道统。此诚中国民族生命文化传统之独有特色，为其他民族之所无。”自春秋以来，“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历来就是贤德谋士的不二选择。
诸葛亮原是士族出身，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其早年父母双亡，13岁随叔父诸葛玄南下，17岁辗转来到襄阳，隐居在隆中，一隐就是十年。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徐庶说他是“绝代奇才”，司马徽说他“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崔州平说他有“斡旋天地、补缀乾坤”之才。但隐居隆中的诸葛亮，整日流连于高岗流水、茂林修竹，热衷于琴棋诗书、拜师交友，一派闲云野鹤、仙风道骨之象，丝毫没有出山的意愿。
当诸葛亮得知徐庶将自己推荐给刘备时，作色而言曰：“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遂拂袖而入。其师司马徽认为:“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崔州平也说：“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由此可见，诸葛亮不愿出山的真正原因是“天时”不利！他清醒地洞察到，汉朝灭亡是“数之所在，理不得夺也”，值此“由治入乱”之时，各路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多少英雄豪杰折戟沉沙、命丧黄泉，成为封建道统“享祭之牺牲”。
此时的“刘皇叔”苟延残喘于曹、袁、孙、刘等几大集团夹缝之间，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惶惶如丧家之犬”，距离帝王之业尚遥遥无期。诸葛亮深知人力与天意相对抗的结局，一旦选择出山极有可能成为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智者而言，“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钱穆语）。
可见，“三顾”的背后，既有对刘备的试探因素，但更多是内心犹豫不决的表现。“三顾茅庐”成为千古佳话，人们只称颂刘备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却忽视了诸葛亮内心的痛苦抉择。可以说，“三顾”集中表现了“出”或“隐”的艰难抉择，使“智谋”与“天时”的矛盾对抗达到第一个高潮。
最终，儒家的仁爱忠义之心和入世情怀，让诸葛亮犹豫再三后答应出山。伴随孔明出山，“人谋”与“天时”这对矛盾暂时告一段落。但矛盾本身并未消除，继续以新的时空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在事实上规定和限制着诸葛亮出山后几乎所有“智谋”活动的方向，即按照隆中对策，用尽全部心力和智慧，克服重重的艰难困苦，勉力支撑相对弱势的刘备集团并使其尽可能得到发展。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诸葛亮以过人“智谋”与“天数”相抗衡，一方面让自己的智慧有了挥洒的舞台，一方面又把自己置身于“谋”与“时”之间难解难分的矛盾对抗中。正如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不停往山上搬石头又不断地滚下，直至精疲力竭。诸葛亮“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悲剧性，让人为之感叹，为之动容。
二、刘备伐吴：“谋”与“时”矛盾对抗的关键回合，智慧判断再度让位于兄弟“义气”
诸葛亮在隆中制定了“先据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的战略方针。但是隆中对策变成现实的前提条件是，一方面刘备集团不能在战略上犯错，犹如走钢丝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另一方面还要耐心等待对方出“昏招”，并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是，刘备集团的核心是刘关张，这是一个靠兄弟“义气”起家的“小圈子”。
一般而言，“义”是“忠”得以实现的道德基础，二者在本质上应是有机的、统一的。但“义”是建立在人格道义基础之上的平等人际关系，而“忠”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秩序之上的主仆关系，二者在价值判断上有时会产生背离，甚至相互排斥、难以兼容。在刘备集团中，刘关张兄弟之“义”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在事实上又先于“忠”，这与封建统治阶层倡导的“忠在义先”是相背离的。
“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刘备的约束下，关、张二人也能以丞相之礼相待，能够配合其智谋活动，这一阶段，诸葛亮的“智慧”并未遭遇到刘关张“义气”的硬核部分，从而他的智慧得以充分施展，刘备集团军事上节节胜利。然而成都称帝、分封群臣后，原先的兄弟“义气”逐渐演变成“骄气”、“霸气”、“戾气”，与“光复汉室”的大战略开始格格不入，成为诸葛亮施展智慧绕不过去的巨大障碍。
先是关羽藐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大意失了荆州；后是张飞整日借酒浇愁，暴怒之下鞭挞范疆域、张达，终招致杀身之祸，成为压垮刘备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为严重的是，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刘备听不进任何劝谏，欲举全国之兵御驾亲征，使“义气”与“智慧”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诸葛亮陷入了两难窘境，一方面为兄弟报仇雪耻是“大义之举”，恰恰体现出刘备仁义之君的道义形象，作为同样仁爱忠义的诸葛亮，怎么能忍心冒死相谏，有什么理由阻止明主的忠义之举呢？另一方面，如果劝阻刘备无效，多年苦心经营的“东联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将付之东流，“光复汉室”将更遥遥无期。
伴随“朕意已决，无得再谏”的敕令，“义”与“智”的矛盾已无法调和，诸葛亮只能仰天长叹：“若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伐吴这一昏招，使蜀汉元气大伤，诸葛亮十几年苦心经营荡然无存，“智慧”再度让位于“忠义”。
无论怎样，诸葛亮已尽人臣之力，以他的智慧，本可效仿陈平另投明主，或仿效范蠡退隐山林。然而在“道义”和“智慧”的矛盾纠结中，诸葛亮毅然决然选择了“忠义”，舍弃了“智慧”，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光复汉室”的道德大旗，在政治理想一次次幻灭之后，依然继续着自己夸父逐日式的无望努力。
三、六出祁山：“谋”与“时”矛盾对抗的高潮阶段，智慧形象逐渐被忠义形象取代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叮嘱诸葛亮：“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如果说“三顾”尚是感激知遇之恩，“托孤之重”则彻底将诸葛亮牢牢绑在了忠义的道德绳索上，唯有“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在“忠义”与“智慧”的矛盾冲突中，诸葛亮已无任何回旋空间。从“安居平五路”到“七擒孟获”，诸葛亮“夙夜未尝有怠”，苦心孤诣地支撑着危局，忠心耿耿辅佐着“扶不起的阿斗”。在“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的忠义驱使下，北伐中原已逐渐成为纯粹道德意义的政治图腾。而对于战争的结果，诸葛亮没有任何把握。当谯周夜观天象，见“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反诘道：“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诸葛亮只能用“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这样的话来加以搪塞。他已深察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深知“天数茫茫不可逃”，北伐中原凶多吉少、前途未卜，然而先帝遗志早已铭刻在心，至于个人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于是，在这场不计成败利钝的北伐路上，诸葛亮的智慧形象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模糊，道德形象却越来越鲜明、越来越高大，北伐的军事意义被道德光环所掩盖。每逢北伐建功关键时刻，却由于“失街亭”、李严“矫旨”、后主猜忌这些偶发的“小概率事件”，在战场形势在全面占优的形势下不得不全军而退。当后主以“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的理由将丞相从前线召回，诸葛亮本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回朝，但他认为“我若不回，是其主矣”，忍痛放弃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与“勒石燕然”、“封狼居胥”再度擦肩而过。
而当“不期天降大雨”，司马懿父子从上方谷死里逃生时，诸葛已意识到蜀汉“天数将尽”，不禁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的悲叹。当接应的“吴兵无功而退”，深知大势已去的诸葛亮，终于在五丈原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人生道路，临死前还在长叹：“再不能临阵讨敌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只因先主叮咛后，星落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令后世痛惜不已。在“人谋”与“天时”的矛盾抗衡中，诸葛亮费尽心力终以失败而告终。
刘备尝谓诸葛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就谋略智慧而言，其最终指向应是“顺天应人”，以求取个人事业的成功。以诸葛之盖世功勋和雄韬大略，取后主刘禅而代之，“自为成都之王”，完成先帝刘备未竟之业，三国历史恐将重写。
然而诸葛亮终以智慧与天意相抗衡，上演了一幕以“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千古“智绝”的悲剧。“智慧”与“忠义”在诸葛亮身上的悖离，既是“兴废治乱”的时代大势所造就，也是儒家伦理道德和完美人格的集中体现。诸葛亮作为智慧和忠义的化身，永远存活在世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