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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灵邑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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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洪建国

宋仁宗(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2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41年。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第一部分:人物生平

登基

宋仁宗赵祯,是宋真宗的第六子。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宋仁宗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始亲政。

1023年,他才13岁,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2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廉政清明

宋仁宗皇帝性情文弱温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接受官员谏言。谏官王素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怕陛下为女色所惑,宋仁宗命令太监,给这些被送进宫的女子每人三百贯,然后马上送她们离宫。

仁义有道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一位皇帝。

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守成贤主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去世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第二部分:为政举措

政治

1、仁宗盛治

清朝的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11]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2、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3、废后风波

宋仁宗(即传奇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

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宰相

丁谓、冯拯、王曾、王钦若、鲁宗道、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王随、陈尧佐、章得象、晏殊、杜衍、范仲淹、陈执中、文彦博、宋庠、庞籍、刘沆、富弼、韩琦、曾公亮、张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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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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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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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1041)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1060)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第三部分:后人对其评论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4]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就连乾隆皇帝,也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赵祯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中国历史上繁荣顶峰的“宋仁宗时代”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连“十全老人”乾隆都将宋仁宗当做标榜。而包青天正是宋仁宗“以仁治国”的最好证明。

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一生节俭,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必加重罚。宋朝百姓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谥号

北宋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军委副主席),并有〈文庄集〉行世,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24]

招纳贤臣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其实,中国的百姓比较容易满足,只要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去,不会去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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