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中国朝向礼乐教化社会发展的重要时代，周公无疑是使封建制度更趋完善，并奠定周代礼乐教化基础的关键人物。
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周公面对尚未底定的天下，为巩固政权而大行封建，以屏藩王室，实是势所必然；而商朝的高度文明发展，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实非初建政的周民族所能望其项背的，一时之间无法完全改变这样的情势。
欲奠定万年基业，自然要从重建社会秩序，改变文化认同做起，“制礼作乐”便是周公达成上述目标的方法，也是西周享祚三百余年的根本原因。
周朝礼制是建构在宗法与封建制度之上的社会规范，主要在强调族群的参与、认同与维系，但原始设计与现实形势未必能始终一致，尤其在周王东迁之后，王权日益衰微，诸侯竞相争逐霸主地位，一切以国家利害为优先，此谓“礼崩乐坏”。
那么，玲珑就来分析一下宗周礼乐究竟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崩解的，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制礼作乐”的初衷与礼乐制度的松动
周民族侥幸克商后，由于实力悬殊，仅能采取二项策略：
一是公开宣称讨伐的是暴虐无道的帝辛，并非与殷商人民为敌，且以农耕的民族自称，期望能营造族群认同的条件，逐步促使商周民族的融合。
二是对殷商旧族采取笼络、牵制的方式，各国封君就国时，分别率领不同数量的殷商氏族前往封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有效统治各地。
周的封建与宗法相结合，同时也将族群的力量纳入国家组织之中，二者紧密关联，才使人数与实力均明显居于劣势的周民族有效地统治整个中国。
然而，要让全体族群成员都坚定地凝聚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国家之中，不仅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还要一套完备的制度，以维系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的亲密关系，这便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初衷。他将血缘亲情与“德治礼义”的精神融入到政治制度之中，实乃高明之举。
然而，过去以姜族为首，长期与周为盟友的西方部族，由于生活方式与环境的不同，无法随着周人逐渐融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中，故而与周渐行渐远。但姜族仍对周王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且对于极力实行封建的王权，无疑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孝王册命非子为附庸，或幽王废嫡，均可视为周天子意欲扶持另外一股效忠于自己的势力，以抑制姜氏势力的扩张，降低其对王室的影响。
其后西周的覆亡，更促使周王全面放弃渭河流域，转而由秦、晋面对戎狄。周王室与西方部族的关系正式由盟友转为对立，更因对生存资源的竞争，东方逐渐凝聚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排拒以游牧为生的西方部族，华夏夷狄的观念也因而逐步形成。
就政治现实而论，此时周天子的威望与实力大不如西周，整个周王朝仍需稳定的力量来维持。齐桓公、晋文公的先后出现，形成春秋霸主的政治，原属周天子的统治核心开始向下移动。
霸主虽维持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但一部分原因是其它国家慑于其威势，不得不俯首听命。由于诸侯间激烈的竞争与兼并，霸主不但无法长期掌握全局，对于诸侯的影响渐渐减少，甚至自己国内也逐渐大权旁落。
这是孔子作《春秋》记述当世史实，而以微言大义予以褒贬的时代背景——礼制对于封建社会的控制开始松动，并有崩解的迹象。孔子记载尊重或践履德礼精神的言行，其目的在于保存理想中的礼法制度。无论他呼吁注重礼法，还是批判不合礼法的言行，皆肇因于王权的衰落以及诸侯对于历史记忆的模糊。
此外，长期处于周文化核心的各国，由于没有强烈的生存竞争压力，对于奉行世代相传的礼制，便没有早年那般严谨，有时为应现实的变化，在实践时也会略作调整。因而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依据宗周礼乐的严格标准来说，是逐渐倾颓崩坏的。
宗周礼乐之崩解及其对后世之影响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肇因于周王与诸侯权力地位的消长，周王不再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且对实力雄厚的诸侯依赖加深，唯在诸侯尊王攘夷的策略之下，保有共主的名义，于是尊卑有序的封建社会开始松动。
诸侯间互动频繁，大国为争盟主地位，“尊王”或“遵从礼制”不过是争盟主与扩张实力的借口；小国迫于现实与大国结盟，“遵从礼制”有时反而成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护身符。
封建与宗法制度实行数百年后，社会阶层必然发生变动，而经济因素更左右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即使在社会结构稳固的西周，社会阶层仍然发生流动的现象，而且愈接近晚期，其流动愈可观。
此种变迁是渐进而成的，绝非仅缘于东迁周王权的骤降。当社会阶层加速升降，促使社会结构产生变化，而人们又无法确实领会礼制的精神与内涵时，自无法因内化作用而遵守礼制。现实变化、礼制渐趋松弛，二者交互影响下，加速了春秋时期的礼法制度由松动而终至崩解。
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看来，春秋时期之社会变迁是一种更新与进步；但从维护传统制度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来，却是一种堕落与混乱。但这样的变化，也为社会注入了新陈代谢的活力，这种“新”取代“旧”的趋势，或可看作是宗法、封建制度发展下，不得不然的变化。
不过变化难免会使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产生一种失调的感觉，他们对于现实社会失去信心；至于那些新兴阶层，因未必得到预期的地位提升而心生怨怼。这样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加上错综的邦国关系，此时已不是振臂疾呼、周游劝说，便能够恢复记忆中的传统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时代了。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兼并变迁中，政权实际已集中在少数强大诸侯之手，若依此情势继续发展，最终将走向君主专权的体制，这是不得不尔的政治现实，也可说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何一个在位的国君都不希望被自己的叔伯兄弟取代，对强宗巨室自然心怀戒惧，又如何能坦然授以政柄？即使血缘或婚姻关系再亲密，现实利害当前，自有取舍，遑论五服之外，已成路人。
因此先以“大夫”取代“公子”，再以“士”取代“大夫”，唯才是举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士”没有任何政治靠山，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不能威胁国君的统治地位，恐怕才是国君最主要的考量。权力自然也就由先前的“公子”、“大夫”手中，逐渐向国君集中。
从好的方面看，正是因为贵族制度的崩解，学术文化才得以在民间扎根、发展，造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百家争鸣”所代表的学术解放与自由，促使中国文化多元发展，尤为可贵。
春秋时期管仲、晏婴、子产诸贤仍大致谨守礼制精神，亦详为辨明礼与仪之别，强调礼注重的是敬与德的精神，冀望礼制能继续维系社会秩序。
孔子继春秋时贤之后，发扬周公“制礼作乐”的精神，以“仁”作为人类最高的德行表现，摄礼归于仁义，落实德性的意涵在于人的道德自觉与实践，于是由“天人思想”转为注重“人际伦常”。
此时“礼”已不再是单纯的礼仪或制度，而“仁、义、礼”三者遂构成孔子理论的主要脉络，孔子赋予“礼”以“仁德”的意涵，二者互为表里，“礼”既是“仁”的外显，也是实践“仁德”的依据，从此开始酝酿中国注重以“人伦”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与传统。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礼法”不仅对整顿当时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也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理念。在政治上，因为周王与诸侯失衡所造成的动荡，促使中国由注重“亲情伦理”的封建制度，朝向“强调法治威权”的专制发展；在思想上，由于孔子极力宣扬礼乐精神，呼吁时人谨守礼制，初步建立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而后，孟子、荀子以及战国各家学说的兴起，其动机都是因应社会变迁、重整社会秩序。虽然在改善政治与社会环境上未见太大成效，但促使中国哲学思想蓬勃发展，并因而建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当是对后世最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