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系列文章”探讨楚人早期迁徙路线与周昭王丧师于汉水 “，已经明确楚国熊绎所封丹阳，在秦岭西南邻近宝鸡。这里再来分析一下“丹阳之战”，有助于厘清若干相关地名。通过本文可知，不能肯定商洛丹阳是楚国始封地。
仅从史记楚世家、秦本纪，就可以知道秦楚丹阳之战前，秦汉中郡地盘大多属于楚国，唐代司马贞说丹阳在汉中是对的，这要理解为丹阳在秦汉中郡。这里按时间顺序简述相关历史要点如下：（1）秦孝公时期，楚魏与秦接界，“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之西南，与蜀的分界是巴郡鱼复县，有楚扞关。（2）司马错“灭蜀，南郑复归秦，置巴郡”。秦与蜀反复争夺南郑，南灭蜀东有商於，攻取楚汉中是必然。（3）秦惠文王时期”庶长（魏）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4）蓝田之战时邓属楚，商洛仍属秦。虽然九年后秦昭王归还了上庸，到司马错攻楚取黔中，楚国又将上庸与汉北割让给秦国。接着两年白起攻楚，楚(顷)襄王被迫东迁淮阳陈城。
秦国在白起拔郢后设南郡，将司马错、张若所取的黔中和巫郡合并为黔中郡（如下图）。
秦郡及秦朝析郦邓箬销等地名
丹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12年，这属于战国时期。《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
二、商於之地
解读丹阳之战涉及丹阳、商於两大史学疑难。下面先对商洛、淅川与商於地名归属进行梳理。
先说商洛与商於。商洛在汉代是上雒县和商县的地域合称。今天能肯定的是，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就入侵鄀国，鄀国也是南迁的，不能肯定此时的鄀国在商洛。楚庄王初年商密属楚，公元前340年秦“封鞅为列侯，号商君”，封地在商洛无疑议。这说明春秋时期的商洛，在秦楚间互有易手。《楚世家》说“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此后未见商洛属于楚国。商洛有秦武关，春秋时名为少习关，它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成为''秦之四塞''。因此，丹阳之战前，商洛属秦不属楚。
丹阳之战前一年，张仪使楚时诈称归还”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学界对商於之地说法不一，大多支持包含商洛，《楚居》也似说季连经过此地赴周。其实，商於地名与古庸国有关，公元前611年楚庄王联合秦巴灭庸，三国分其地。庸人南迁时不仅把大庸或下庸地名带去了张家界（原大庸县），还把商於地名带去了湖南沅陵。楚黔中也称作商於（见华阳国志），郡治在湖南怀化沅陵，城西有古城遗址。找不到张仪所说商於是指楚黔中的证据，或说黔中此前属于秦国。秦楚两国与黔中有关的战事，都在丹阳之战以后。
丹阳之战后一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秦汉中郡包括今汉中、南郑、上庸六县无疑。说归还汉中之半，是指汉中郡东面的上庸六县，这从楚国靳尚与郑袖对话可以证实。
再说析与商於，析与淅川地名位置见上图右，可以认为这两地都称作析。在楚人自述中，汉中与析是分列的，即汉中不包括析。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所述地名（上图标注有路线与地名），与秦楚史籍一致甚至大部分保留至今。如果说那时的丹阳只是邻近商於，仍在商洛丹水，楚怀王举全国之力发动蓝田之战，经过武关之前必定先夺回了商洛，这对楚国是大事而史书无载。如果说丹阳之战前的商於之地包括淅川（史记集解就是这个意思），何来归还之说？因为当时的析地属楚。
如果把内乡县淅川县一带称作於，那也只能说楚秦巴联合灭庸时商於就分成两半，商洛那一半属秦，内乡和淅川这一半归楚。史书有两处说商於在楚国西面，所以张仪所说商於不在楚北，可以排除商洛一带是商於。楚国进入南阳盆地时，除了申吕息邓等国以外，遭遇的还有巴人庸人濮人，更早的是卢人罗人，根本没提到商於地名。说於中在内乡县，可能与早期庸人有关。如果商於地名出现在商洛内乡一带，最有可能是在商末周初。结合华阳国志，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也包括了苴与巴。目前只能设想：丹阳之战前的商於位于蜀国与上庸之间，它或是巴人参与灭庸所分之地，庸人带来了商於地名。此后属楚，秦灭蜀巴时顺势夺为已有。
史籍撰写者多以当时地名讲述前事，史记中的汉中应指秦汉中郡，不包括商洛不包括淅川。今天的南阳市春秋时称作宛，战国时设南阳郡。商末、秦汉这两个阶段，南阳地带人口变动最为频繁，许多地名被秦迁河内郡人口带来的新地名替换了。
三、丹阳地名
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看，丹阳大战在商洛丹水与淅川一带，这与秦国俘获大量楚国高官相符，因为淅川有楚国旧都（比如鄬郢）。也能说明战后淅川这一带仍然归楚国所有，与上文设想秦国从上庸西边取楚汉中（上庸）并不矛盾。如果考虑周昭王伐楚涉汉，就直接否定了楚国初封地在商洛或淅川。春秋战国时期，淅川大部分时间都属于楚国，说楚国把近在咫尺的初封地给秦国占领着，也不符合常理
传世史籍都没有明确楚国始封地在哪里，汉司马迁与唐司马贞所说的丹阳之战地点也不相同，司马贞说的汉中丹阳最有可能是楚国始封地。结合“探讨楚人早期迁徙路线与周昭王丧师于汉水”，说熊绎所封丹阳在秦岭西南，邻近宝鸡，既符合史籍与楚居，也符合逻辑。楚国丹阳地名迁移到商洛的时间，最有可能在楚失汉中以后。
《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秦本纪》也说：秦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她的儿子上位三年就把上庸归还给楚国了，这比丹阳之战晚了九年。苏代又谓秦太后弟琇戎，似乎也暗示着楚国早期姓琇氏，与戎地有关。就如魏绛之名绛、韩成之号横阳，都与始祖发祥地有关。
楚国在蓝田之战中大败，与顾忌韩魏困楚也有关系，此战没有提到失地。楚国失去淅川是在公元前298年，这比丹阳蓝田两战要晚十多年。《史记·楚世家》记载很明确：“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析在淅川一带，取十五城说明那里人口密集，战略意义大，这与”解读《楚居》春秋时期迁徙路线“相符。
汉代以来，人们就不知道楚国始封丹阳在哪里，这跟地名随人口迁移有关。就如白起先取鄢、邓、西陵，次年再拔楚郢、烧楚先王墓夷陵，白起先后拔鄢拔郢在哪里，也是世无定论。楚国夷陵、西陵地名都在白起攻楚区域，而汉晋时期湖北等地的丹阳、夷陵、西陵地名，是楚国人口迁移带去的。郦道元《水经注》载：鱼复县旧郡治故陵村“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已被考古证实是错的。郦道元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同样被考古证明是错的，纪南城实建于战国时期。
各种信息都能印证，周初的丹阳，不在商洛不在淅川，不在宜昌的姊归或枝江，也不在鱼复县故陵（今重庆云阳县），更不在班固所说的安徽当涂。班固是《汉书·地理志》作者，他认为：熊绎始封在汉丹扬郡丹阳县（治所在当涂县丹阳镇），文王自此迁南郡江陵县，平王城之。由此可见，东汉顶尖学者也没弄清楚国的早期历史地理，郦道元只是因袭而误。
可能有人坚持其它丹阳说法，或说古汉中不在今汉中，或者不承认谭其骧先生所研究的秦郡图，只能说更加没有依据。南郑位置从无异议，丹阳之战后秦置汉中郡，是以南郑为郡治的。说上庸是古汉中更没道理，它只是汉中郡地盘的一大块。即使把今汉中看作蜀南郑、把安康为中心的汉水中段看作楚汉中，也不影响本人对楚国早期丹阳所在地的判断。
楚国八百年历史，西周晚期才开始扩张，春秋早期力图融入中原，成王之后开始向南发展。在楚灵王迁都江汉平原之前，楚国在汉水上中游流域生活了五百年，期间与秦国未见大的战事，只在深入中原及向东发展时与别国有战争。说丹阳这个初封地，在战国早期还保留在楚国手中，也是可能的。楚国在江汉平原生活了二百六十年，期间虽然差点亡国，但还是恢复了元气，到楚怀王初期，国势达到顶峰。然而，在怀王中期，丹阳之战中失去丹阳与汉中，末年又经垂沙战败与庄蹻内乱，死后一年秦又夺楚析地十五城。顷襄王中期仅三年时间，先是失去黔中、割让上庸与汉北之地，再经白起最后一击，楚国就把老底全输光了。楚国迁到安徽五十年(或两三代王)就灭亡了，其中在寿春建都才十多年。
迁都后的楚国看似还强大，主要是因为吴越争锋楚人得利，要不是收了吴越故地，哪有那么大的地盘？越国地盘也不是楚威王一次吞并的，最后灭越是在楚考烈王时期，这是楚国灭亡前的上一代王。在秦始皇灭楚之前，今天河南除东南角、湖北除东南局部、湖南西北部，都不属于楚国。丹阳等楚国地名，随着人口迁移到了楚国晚期甚至更晚时期的诸多地点，这给后世考证楚国历史与地名，带来了极多混乱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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