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朱熹一生的北宋二程“洛学”

　　二程，即北宋的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创立的理学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才成为一代理学大家的。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程颢，生于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卒于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北宋理学奠基者。嘉祐年间中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一同向周敦颐问学，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生于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卒于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在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宋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宋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是，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程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理”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珦，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理学：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至两汉以经学形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后衰败长达近千年，直到进入宋代，复以理学形式的再度兴盛，到了朱熹以后，几经改造的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才开始逐步控制思想学术，进而楔入政治领域，最终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 宋代的儒学是以理学的面目出现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在这方面，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之首开先声。入宋以后，虽有“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但实际承接韩愈、李翱道学的乃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颢、颐）。其中二程兄弟尤为突出。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

　　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本体论：把客观精神的“理”和主观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心理观。在人性论方面，他们对告子的生之谓性，孟子的性善论和韩愈、李翱的性品类说进行了综合改造，并袭用了张载关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他们认为，天命之性就是所谓“天理”,包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当抽象的天命之性通过“气”的中介作用降落到人体时，就产生了“气质之性”，由于气禀的清浊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贤智愚不肖乃至柔缓刚急等心理差异。他们对人类和动物的本能进行了比较：“万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鸟中，做得窠子，极有巧妙处，是他良能，不待学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他们对思维问题也有精辟见解，认为“感悟”是思维的结果“思虑久后，睿自然生。”

　　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

　　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

　　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

　　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

　　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

　　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他们所创建的“理学”受到了后世王朝的尊崇。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使两程“平反昭雪”。宋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