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文 | 付如初（《李敖自传》责编）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李敖写下这样的话：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后来，围绕着这段话，李敖写成了一篇文章，篇名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也是围绕着这段话，他陆续写成了《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而且，在文星期间，他为胡适编纂了《胡适选集》十三册出版发行，并由此引得胡适门徒和胡夫人对其“纪念资格”的“讨伐”。

　　李敖说，自己是以“酬答死友”的心意来发扬并流传胡适思想的，并不只是为那雪中送炭的一千元——在李敖籍籍无名，穷得当裤子的青年时代，胡适曾送他一千元救急。

　　李敖认为，传播胡适的思想才是对他真正的尊重和怀念，至于由谁来发扬流传、由谁来出名得利，根本都属于小焉者也，都是余事，不足为虑。

　　那时候的李敖，研究和撰写胡适思想的学者李敖，敬谨审慎，中正平和，境界超凡。或许，迄今为止，两岸三地对胡适思想的研究，也难有出其右者。难怪有读者感叹，以李敖的才华，若是安心做学者，成就岂可限量？然而，李敖所在的时代，李敖所有的性情，学者的书桌又该安在何处呢？

　　胡适身后，幸有李敖。“五四”百年之际，此感尤甚。李敖逝世周年之祭，此感尤甚。

　　如今，李敖身后，“李敖”何在？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自传里，有一节叫《我吹牛，因为你沉默》。他说：“我承认有些人了不起，但他们活在我活的时空里，不会凌我而上。王阳明说他做圣人，他做不到；但圣人做他，也不会超过他。”

　　平心而论，这并非狂人之语。评价一个人的主张和思想，读他、以研究的态度对他，是常识；环境和背景不可或缺，大是大非是否有失至为重要，也是常识；而评价一个人的历史价值，以历史的眼光为根本，毁誉皆须有据，更是常识。

　　李敖，堪当这样的阅读和研究。

　　然而，因为他傲、他独、他闹、他骂、他吹牛、他计较、他“自大其身”、他不招朋引类、他自足、他才华无敌、他以文字称雄，所以，他的苦心焦思、困学纪闻，他的“没个商量处”，他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更容易变成围观者心中的块垒，看客眼前的闹剧，而难让人有郑重谨慎的兴趣，有客观深入的能力，所以，他孤立、他寂寞、他不幸。

　　高层难及，浮云遮眼；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误读亦随之，寂寞亦随之。

　　“我的朋友胡适”尚且身后寂寞，托衣钵者代代无穷的鲁迅尚且身后寂寞，何况李敖！

　　或许，这不是难解的谜题，这是人间崎岖，是人心炎凉，是古今中外的通理。

　　或许，天才和巨人总是知音难觅，在大名大利之间，坦荡和温暖也总是稀缺。

　　在《李敖自传》的最后一节《给他们时间，但我不再给我时间了》里，李敖慨叹：“我一生被蠢人骂，自台湾而海外而海内而大陆，不知凡几。……对先知来说，他必须有心理准备：蠢人可能跟不上你，他们尚在永恒中沉浮，要给他们时间来骂你。”

　　八十岁的李敖，依旧自信，依旧昂然。正如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书，依然会感到的他的样子。

　　李戡介绍《李敖自传》

　　李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戡，从经济学改学近现代历史的剑桥大学博士，曾在上海、沈阳等地的书店跟读者见面。言谈举止间，他没有父亲身上的“狂”，反而有时候略显拘谨。他更是一个年轻的绅士，在八月的上海也坚持以西装上台。只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在往返车程中闲聊家事的时候，他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李敖的影子，机敏、有趣、是非分明。看得出来，他关心大问题、大是非，也不放过小矛盾、小细节。

　　最近，他出版了新书《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显然，在成为历史学者的路上，他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李敖与李戡

　　而在父亲去世半年的时候，李戡曾在朋友圈中写：

　　“半年前的此刻，爸爸离开了，他走得很干脆，没有痛苦，就像回忆录里写他爷爷‘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我看着爸爸断气，趴在他胸口哭了几分钟，想起小时候和他玩耍时最喜欢咬他的耳朵，于是我轻轻咬了他左耳一口，用这种方式和他道别。爸爸在病床上和我说过，‘我们两个人的事，是一个人的事。’我永远铭记在心。《论语》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我而言，终生无改于父之道，才是一生奋斗的目标。”

　　或许，李敖依旧未来可期，因为有李戡。

　　李敖与李戡

　　《李敖自传》书摘选登

　　胡适送我一千元

　　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十月六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

　　胡适收信后，在七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五十年十月七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胡适通风报信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十月十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十月二十八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