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末三国

　　秦朝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初又糅合封国制，故谓郡国并行制。西汉中期后，封国势力日衰，郡县成为占绝大多数的地方行政机关。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刺史部，在郡县上加了一级监察机构。

　　184年，为镇压黄巾起义，东汉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和地方士族豪强自行招募军队。188年，依据刘焉的建议，中央政府又改刺史为州牧。昔日作为中央派出监察机构的刺史一跃成为手握地方行政、财政和军事大权的州牧。

　　自主募兵已经使得地方大族的军事实力大增，放权州牧更使得有实力和野心的宗室、豪强士族可以名正言顺地窃据地方权力。至此，割据已经事实形成，中央政府名存实亡，进入群雄逐鹿的时期。

　　二、唐末五代十国

　　唐睿宗时，为防止异族的进犯，唐朝廷扩充军镇，设立节度使。到玄宗时，天下共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各地的节度使手握重兵，同时也兼任其他职务，在地方往往还有财政，监察管内州县等权。节度使制度既是唐朝安疆拓边的利器，也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平叛以及之后的维稳过程中，中央政府越来越仰仗藩镇的力量，节度使、经略使、观察使越设越多，直至无地可设。藩镇之中有许多是忠于朝廷、接受中央人事任免的，但它们在内政事务上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更有一些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它们听调不听宣，甚至不服从唐廷的任命。

　　中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形成。乾符二年，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遍及全国，唐朝廷建构的藩镇制约体系被打破。农民军攻入长安后，唐廷威望无存，各地势力肆意发展，很快进入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地方虽然初步形成了割据政权，但在这些政权的内部，武人思想盛行，军中往往还存在一些山头。这些政权大多短命，有不少就亡于内部的军事政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三、清末民国

　　在民国政府作为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三十余年中，地方拥兵自重、自行其事的现象可以说是相伴始终。而这些现象的种子，则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种下的。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绿营和八旗不堪大用、无力镇压，清政府乃命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武装。在镇压太平军及洋务运动期间，清廷又给予一些地方度支自便之权。这就为地方的分立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条件。

　　这些地方实力派组织的团练军在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也天然具有以籍贯为纽带，保持内部团结的特点，如军号：湘军、淮军、楚军等，就有明显的地域性。后来，湘淮楚三军主要人物既治军务，又参与中央政事，有时又坐镇地方。这种类似“入而内相，出为外王”的关系十分微妙。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中，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等人（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认为中国必败，为保全地方，竟然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对北方战事坐视不理。

　　事后，李鸿章又被清政府任命为谈判代表。不管李鸿章的初心如何，这些事件已经表明，清政府并非上下一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大大衰弱；清政府对地方和军方实力派并不信任，但又不得不倚重之。在大厦将倾的时代，这种不利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反而不断的加剧。日后民国的军阀割据混战，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甲午战争（1894年）后，清政府开始筹建新军。辛亥革命前，各省的新军相继筹建或建立。但在辛亥革命时，新军中既有追随革命者，又有效忠清廷、或是趁势投机者。其中，武昌新军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而以袁世凯为核心，驻守北方的北洋新军则是清政府与革命势力对峙和谈判的最大筹码。

　　袁世凯野心勃勃，趁机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数年，北洋势力不断谋求扩张、驻守各地的前清新军大多成为地方的实力派，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在南方活动。

　　袁世凯修约和称帝前后，一批爱国军人与公开袁世凯决裂，不再听其号令。1916年6月，袁死。北洋势力随即分裂为直、皖两系，张作霖领导的东北奉系也自成一家。三系矛盾日益激化，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等大战接踵而至，较小规模的军阀混战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割据和争夺基本以省为单位进行。

　　1928年12月，奉系军阀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北伐战争结束。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是，全国各地仍存在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民国进入新军阀混战的阶段。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各军阀才暂止争斗，共御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