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治之星 汤计典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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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倍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广西灵山县“百香果女孩”被害案的二审改判，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遇害女孩杨某燕的母亲陈礼言已于11月11日下午，在最高人民法院送达回执上签字。

　　2018年10月4日中午，广西灵山县某小学四年级年仅10岁的女学生杨某燕，拿着蛇皮编织袋随其姐姐一起到自家果园里采摘百香果。随后，姐妹俩本来准备一起将摘下的百香果送到约两里远的收购点去卖，但杨某燕却趁她姐姐去上厕所时，独自一人抢先将所摘的百香果拿到收购点去卖了。她在卖完百香果回家的路上，却不幸被早已心怀不轨，隐藏在路边草丛中的同村29岁的未婚男子杨光毅拖进山林中强奸致死。直到两天后，其遗体才被人发现。根据灵山县公安局此前通报称，凶手杨光毅被抓获后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在施暴过程中，不仅将杨某燕拖进路边偏僻的山林，还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瞎了她的双眼，割破了她的喉咙。施暴过后，又将浑身血肉模糊的杨某燕塞进蛇皮袋滚下山坡，扔进水塘中浸泡致死后，抛尸在一处山坡上。临走时，还贪婪地将杨某燕身上卖百香果所得的32元钱也洗劫一空。

　　案件侦破后，2019年7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杨光毅以暴力行为奸淫幼女，致其死亡，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以强奸罪被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年一审的这个死刑判决，无疑极大地抚慰了全社会渴望正义的人们，要求严惩凶手的心愿。然而，在凶手杨光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2020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二审以“杨光毅的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由， 撤销一审死刑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对二审法院的改判，不仅被害女孩杨某燕的家人不能接受，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纷纷对改判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二审法院改判凶手杨光毅死缓认定的理由，是“杨光毅的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案情的人都知道，一审也同样认定凶手杨光毅有自首情节，但同时认定，杨光毅的“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其自首情节不能减轻其罪行，依法应判处死刑。可以说一审判决在情感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许。二审法院改判凶手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所以受到网民的质疑，是因为其过度放大了自首情节在本案中所取得的作用。

　　二审法院认为“杨光毅的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这个理由很值得商榷。判处一个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量刑时的主要因素，取决于罪犯所犯罪行给他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大小，而不是罪犯在实施犯罪后的认罪态度。刑法中规定的自首只是酌情减轻处罚，而不是自首必然减轻处罚，更不是死刑罪犯的免死牌。我们必须知道，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一句“对不起”就可获得原谅的，更何况杨光毅所犯的罪行十恶不赦，令人发指。他的自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案件的侦破，难道就要因此饶恕其残暴的强奸致死幼女罪行吗？

　　因司法判决严重违背民意而启动再审的案例，近年来已有过多起。2009年5月，发生在云南省的李昌奎强奸杀人案，与广西的这个“百香果女孩”被害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年罪犯李昌奎在奸杀同村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摔死了其3岁的弟弟王家红，在出逃4天后自首。2010年7月15日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死刑。然而， 云南省高院二审时却认定李昌奎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改判李昌奎死缓。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另组合议庭进行再审后，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根据司法审判原则，一般来说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除非案件判决在量刑上存在明显畸重或者畸轻的瑕疵。此次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百香果女孩”被害案，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对二审判决也存在不同看法。要知道，作出再审决定，是经过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代表了最高法的司法智慧，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二审改判杨光毅死缓到底正不正当，虽然在再审结束前尚无定论，但从舆情反映的情况来看，再审结果与民意期许的，使案件判决恢复一审原状的共振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一边是司法正义，一边是情感正义，但是，情感正义毕竟不能替代司法正义，再审也必须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何让司法正义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情感正义，让人民群众的情感正义体现在司法判决中，最高法对“百香果女孩”被害案适时介入，在调卷审查后，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这不仅是对社会关切的回应，也是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司法判决公平正义的曙光。不管“百香果女孩”被害案的再审最终结果如何，其对推动我国司法进步，实现司法公平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改判，这也许正是最高法指令再审“百香果女孩”被害案的初衷所在。

　　文 / 田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