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也可以说是“托古改制”。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首先，王莽改革了官制。王莽对于中央官职，采取了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的系列措施。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

　　王莽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他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不过其中有很多人实际并没有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王莽的这一举措，使得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从这点来看，王莽改官职、秩禄之号，非但没什么实际好效力，还加剧了社会矛盾。

　　其次，王莽修改了地名。更改地名对于王莽而言不过是大手一挥，但这一举措却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一些官吏也弄不清楚各地地名。所以后来，王莽不得不在诏令中注明所提及的地区的旧名称。

　　此外，王莽还冻结了奴隶制度。虽然王莽对现有的奴隶数量进行了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希望使其自然消灭。但这一举措实际效果也很微弱，且这种靠拖延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治标不治本。

　　王莽还实行王田、私属制。在掌权后，王莽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始建国元年（9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诏令的核心是私人不得买卖土地与奴隶，朝廷将按照人口分配土地。实行王田的诏令刚一颁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强烈反对。一部分地主、官僚甚至举兵反抗。因而王莽不得不在始建国四年（11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

　　王莽还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制度。始建国二年（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邯郸、洛阳、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

　　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则是由政府办理贷款。此外，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也由国家专营。新朝还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等征收山泽税。这些措施，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

　　虽然王莽的这些举措，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来看，还是从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来看，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新朝推行这些政策大多是依靠一些富商大贾。他们利用特权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原来为平抑物价防止商人渔利的五均，也变成官吏贱买、贵卖从中谋利的机构。

　　王莽还改革币制。当政后，王莽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改革。曾经被废弃许久的刀币和布币都在改革中恢复。由于币制复杂混乱，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王莽还强迫民众劳动。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便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王莽还将对外政策做了调整。他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同外族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修改周边少数民族封号，改变民族称谓，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

　　王莽称帝及其改制，表面看来是王莽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是西汉末年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

　　王莽改革虽然也有一些符合近现代进步标准的措施，但在封建社会早期的时代背景之下，失去土壤的这些举措无法发挥作用，反而触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其另外一些诸如修改官职与地方名称、修改周边少数民族封号等的举措，给国家带来的只有麻烦与祸患。观其改革的结果，王莽在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实在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