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

　　1915年9月6日，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又称为“熙宁新政”，被详细记载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中。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江西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虽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可是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于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干吏，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娴熟，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是一个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粘。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王安石变法开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等九大改革变法的方针政策。

　　新法

富国之法

　　青苗法

　　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作用：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局限：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

　　方田均税法

　　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

　　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局限：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

　　市易法

　　内容：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

　　内容：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强兵之法

　　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

　　保甲法

　　内容：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法

　　内容：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

　　内容：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

　　内容：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

　　内容：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改革科举制度

　　内容：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

　　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惟才用人

　　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就像通常悼词中常说的，王安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兴趣好像只在施展政治抱负，可惜了他作为诗人的才气和灵性。他很清廉，家里过得清贫，对女色也兴趣缺乏。这两条就非常阻碍了他精神境界的提高，不会享受不会爱的人能做出什么风流韵事？读王安石的诗歌，要注意创作年代，以及此前他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抱负落空时的心情，千万别在他的诗里找爱情的影子。

　　王安石的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利想得多，弊想得少，缺乏实践经验，还不肯在实践中及时纠正错误。光看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名单就知道他捅了多大的娄子：司马光、欧阳修、程颐、吕公著、富弼、文彦博、范仲淹、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王安国……我喜欢的诗人基本都在这份名单里。

　　王安石选择的改革合作者就很差劲，不死的几乎全成了日后的奸臣。有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小人吕惠卿等密谈时，他的弟弟王安国竟然在窗外吹箫，吵得王安石没法说话。王安石对着弟弟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回答：“远此佞人如何？”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推广之前，没有进行广泛的可行性研究，推广后也没有及时修正缺陷。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归纳的王安石变法是我看到的论述中最搞笑的：“王安石变法有九项制度，其中三项国营企业、三种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人随便想想，也会知道王安石改革的结局。他的改革措施中的商业计划是把皇家的东西摆出来卖，让皇帝觉得没面子给否决了。

　　王安石变法最根本的错误是利用皇权推行新政，而缺少法律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尤其是中国文化历来轻商，使中国商业不发达，缺少有效的贸易管理模式和资金流通渠道，也没有经济法，根本不可能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这样一来，改革的结果就是培养出大量官商垄断市场、物资，并控制资金流向。平民百姓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得到宋神宗支持的主要原因是想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不是富民惠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这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已。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敛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在变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就说推行青苗法。这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农业基本法。但是，他们在全国各地府道州县推行青苗法时却人不分贫富，地不分优劣，更不管老百姓想不想、要不要，一律强行摊派高息贷款。按新法规定，贷款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尺度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更高。

　　这无疑给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让他们还没种上地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粮食还没收上来，官府就派人到各家各户催要贷款本息。有钱拿钱，没钱就拉粮食，若是没有粮食，就将人押入大牢，逼债索息。老百姓为了还债，不得不变卖家产。卖完家产，就卖儿卖女，有的甚至典当妻子。结果造成了天下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十室九空，民怨沸腾。

　　司马光作为大臣，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一、国内评价

　　1.南宋至晚晴

　　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右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20世纪的评价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

　　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

　　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

　　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

　　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

　　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

　　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

　　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吴晓波的评价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何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二、国外评价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