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死时，我离他只有十几米”

　　75年前，在缅北丛林的雨季里，数千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在当地华侨的带领下，扔掉了所有的重型武器，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始了最后的突围。

　　绝境中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回家。

　　“师长太可怜了，只要冲过公路，他就可以跟我们回来。但是一言难尽啊”。90多岁的老人说到这里仍是泣不成声。

　　身材魁梧的他是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将军战死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的他，就此解甲归田。

　　其后的日子平淡而又繁琐。“就跟抽烟一样，不抽又想，抽多了又没味”。

　　说到这里，90多岁的老人熟练的点上了一支烟。

　　口述人：欧阳全，祖籍湖南耒阳。1920年11月9日生人。

　　原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参与昆仑关血战。1942年随军入缅作战，守同古，战棠吉。历经九死一生回到国内。因突围时师长在通过细摩公路时胸腹中弹，在缅甸茅邦村去世，归国后，主动脱离部队。

　　现与儿子住在长沙市福元北路盛世路。

　　“598团的一个班长，用手榴弹干掉了负隅顽抗的几个日军，被军部连升三级”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自已跑去当兵的。

　　我出生的地方是耒阳，在湖南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耒阳城里替人打长工。他们都是文盲。

　　不过我父亲在当地还是有点牛皮的，当时耒阳城里的几个大酒楼，得月楼，全兴楼，都请我父亲去做过。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下面还有二个弟弟。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家庭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1937年，我17岁。

　　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好做，我又没有读太多书，做生意家里又没有什么本钱，别人见我高高大大身强力壮的，就介绍我去当兵。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在贺姓同乡的介绍下，我们就去了河南洛阳。因为驻守河南的195师（河南保安团）师长梁凯（黄埔一期学员）是耒阳同乡。当时有很多耒阳人都去投靠他。

　　1938年正月初二，我从浏阳门入的长沙，住在楚南客栈。然后从长沙取道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去到洛阳。

　　因为没有文化，所以被分配到特务连当兵，梁凯对同乡还是肯关照的。有文化的基本都留在了团部。这一点我不怪他。

　　入伍不久，日军的主力就不断南下，在河南商丘一个叫内黄集的地方，我们的部队与日军打了一次遭遇战，我们很多是新兵，武器又不行，一下部队就被日军击溃了。

　　然后就是撤退。我跟随部队从武汉，经咸宁，过阳新，瑞昌，在金鸡岭又与日军交上了火。

　　当时的日军飞机厉害的很，可以在长江江面上随便飞。

　　那个年头，我们中国军队真的没打好，没打出一点名堂。就是不停地撤退。

　　金鸡岭失败后，又从湖北崇阳，通山，南下湖南，到达岳阳的城陵矶。在岳阳地区，又在新墙河跟日本人打了一阵子，也没打出什么名堂。

　　新墙河之后，我从汨罗，到了湘阴。又从湘阴的黄沙街，辗转到了长沙。

　　当时的长沙，房子都被烧光了，一片废墟，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跟我第一次来长沙时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唯一比第一次好的是看了一下话剧。话剧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日本鬼子来搞破坏，中国人就把日本人杀了。

　　看完话剧后就去黄兴路，蔡锷路，八角亭去转了转，都是难民，也没多大的意思了，特别是中山路都没有房子了。

　　部队在长沙休整的时候，我就跑回耒阳的老家去看父母。

　　在家里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碰上第五军在湖南招兵。

　　我听说第五军是精锐部队，待遇也好过其它的军队，我就找了同乡，让他帮忙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同乡之间还是很讲感情的，他就介绍我去了200师，师长是戴安澜。

　　由于有关系加上我身材高大，我就被留在师部，做了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

　　1938年年底，我们从广西全州开拔，去向南宁，参加昆仑关会战。

　　昆仑关战役打响后，第五军是攻击主力，我们师是后备队。

　　到后面战况恶化的时候，才把我们师调上去打，那我们部队比其它的部队就打得猛的多，在友军的配合下，我们个个奋勇当先，争先杀敌。

　　这一战打得好，虽然时间久了点，但是打得好，打死了很多日本人，我们也没有一个被俘的。

　　在41高地，598团的一个班长，用手榴弹干掉了负隅顽抗的几个日军，被军部连升了三级。

　　当然我也很开心，我也从下士被升到了上士，大家都叫我欧班长。

　　“放开壮志青云外，换得源头活水来”

　　我们师长戴安澜，治军极严，在军队里威望很高。

　　他是安徽无为人。我听其他的卫士说，师长从小就很聪明，特别爱读书。行军打仗也是书不离手。

　　他身边总共有五名贴身卫士各司其职。

　　我的任务主要是帮师长整理并押送行李和书籍。

　　其余四名贴身卫士有：湖南辰溪的易国英，河南漯河的谢泳年，信阳的樊临泉，加上安徽的侍从副官孔德宏。

　　这些人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易国英，他跟我都是湖南人，另外就是戴安澜任团长时，易国英就一直跟随他，在卫士中资历最老。

　　师长用的手枪是白郎宁，据说是一个高官送给他的。他倒是不很在意，就那样挂在衣架上。

　　他爱看书，也爱写毛笔字，而且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写，我没读什么书，我当然不知道他写些什么。就在边上帮他磨墨。

　　我抽烟就是师长带的，他特别爱抽烟，抽的是那种烟丝，就是555的那种，不过他不买烟，都是别人送，有时也会分一点给我们抽。

　　他的书房里有一幅对联，是他亲自写的，他还一字一字的教我认，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幅对联：放开壮志青云外，换得源头活水来。

　　昆仑关战役中，师长的背部负了伤，被送到柳州治疗。

　　当时送礼的人好多，张发奎，白崇禧都来了。

　　后来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专门搞了一间茅草屋来放慰问品，里面有广西老百姓送的腊菜，也有重庆送过来的一些进口的英国牛奶。

　　有一次张发奎还跟我开玩笑，问：“戴安澜会给你们吃吗”。

　　我大声回答：“给，东西吃不完”。张发奎和师长就哈哈大笑。

　　“师长死后就用柴火就地火化，用一块干净的防雨布包裹骨灰，用一个新的医药箱装好”

　　1940年，由于在昆仑关一战中，我们的伤亡也很严重，全军奉命回湖南的祁阳，湘潭等地，进行人员整补。

　　1941年12月，上级又要我们移师贵州安顺一线驻防，最后是在保山过的春节。

　　1942年初春，春节过后没多久，我们就接到命令要入缅甸作战。我们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出发。

　　当时的滇缅公路，是中国本土连接外国的唯一公路，出去的都是空车，回来的都拖满了物资，路上有宪兵打红旗，只要是空车宪兵就他们停车让我们上，就这样部队到达了腊戍。

　　那时日军已占领了仰光，为了掩护英军撤退，军长杜聿明让我们师火速抢占同古。

　　我们一到同古就抢修了工事，一开始日军很骄狂，但交火之后才发现，我们师不好对付，就叫来了大部队。

　　我们师一直坚守在同古，连师长都写了遗书。

　　后面打巷战都打了三四天。总共我们师在同古守了十天，后来接到总部命令，我们师从同古的东面成功撤退。

　　从同古撤出后，战局已经不行了。

　　上面又要我们师去棠吉增援，攻占棠吉后不久，日本人就占了腊戍， 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师已经被切断了退路。

　　但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都特别相信我们的师长。我们师长接到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就地突围。

　　当时正是缅甸的雨季，树林里非常潮湿，藤蔓缠绕，蚊子又多，地形又不了解，连军用地图都没有，经常辨不清方向。

　　在华侨的指引下，费尽周折才走出森林，一路上很多伤兵自杀，非战斗性减员很大。

　　我亲眼看见，有一次有一百贰拾多名伤兵，走不动了，怕拖累战友，商量后，自愿靠在一起不走了，让人用机枪把他们扫死了。

　　在南渡河，师长亲自指挥。冒着危险，在夜色中，用竹排强行强渡。

　　来到细摩公路后，白天怕被日军发现，等到晚上，冒雨开始穿越。

　　当时598团是先行团，600团控制二翼，当直属部队冲过公路时，日军的枪响了，子弹从师长的左背部射入，从左腹部穿出，是开花弹，前面的伤口大些。

　　大家用担架抬着师长继续突围，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

　　师长的伤口由于没有药，很快就发炎了。

　　几天后，在缅北的一座小山坡上，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在一所破旧的寺庙里，师长与世长辞。

　　师长死时，我就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站着，师长死后，就用柴火就地火化，用一块干净的防雨布包裹骨灰，然后用一个新的医药箱装好。

　　回到云南后，我就特别想家了，在缅甸的时候，我没事就会想母亲给我做的布鞋。

　　加上师长死了，也没什么意思了，大家看见我们都不讲礼了。

　　师长死后，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卫士们没尽到责任，就连师长夫人都有怪罪的意思，易国英对夫人说：“对不起，师长没能回来”，夫人就回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回来了”。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晚上太黑看不见，又下着大雨，600团也没有搜索彻底。

　　采集人：李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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