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成就实际上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聊斋志异》中的主要篇章大多脱胎于我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以传记体叙小说事。冯镇峦说：“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为小说。”（《读聊斋杂说》）作者显然欲以自称的“异史氏”来追步《史记》的“太史公”。全书约有一百九十多篇篇末缀以“异史氏曰”的评论，以体现有史有论的史家笔法。书中多数故事，总是以一个人的升沉荣辱、一对情人或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要情节。《聊斋志异》成功地吸取了史传文学以人为纲、以事系人的基本格局。作为短篇，《聊斋志异》善于利用有限的篇幅以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寥寥数笔就收到摹状传神的效果。

　　如婴宁、小翠、小谢、青凤等，她们或鬼或狐，都年轻貌美、热情开朗，但由于各自生活环境的不同，性格也有差异。婴宁从小远离尘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爱美是她秉受于大自然的主要性格。自然界的美是花，人间的美是笑。爱花和爱笑就成为她两个主要特征。小翠也爱嘻笑，但其特征是善谑。面对险恶的环境，她的玩笑显示的是颇有机心，而不是婴宁的天真无邪。而小谢、秋容却是一对久乏管教的孤魂女鬼，她们那些无伤大雅的调皮捣蛋完全出于捉弄别人以消磨时光的目的。但一当彼此了解熟悉之后，她们又能诚心相待。而青凤则是在叔父严格管教下长大的，故显得拘谨稳重，颇有大家闺秀之风。在她身上封建烙印较深，她与耿生相爱的道路也就更为曲折。可见，作者写狐鬼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人，写人又集中于写出他的性格。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总是让人物挟带着性格出场，再沿着人物性格设计情节。如《阿宝》、《青凤》、《聂小倩》三篇都是爱情小说，而情节却大不相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身份相同，均为书生的三个男主人公，其性格却各不相同。《阿宝》一开头就点明：“粤西孙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讷。”接下写他追求阿宝，仅凭一句戏言，就以斧断其枝指，几乎死去。后来魂随阿宝，化身鹦鹉，皆从“迂讷”这一性格生发。《青凤》则突出“耿有从子去病，狂放不羁”。紧接着写他夜闯狐宅，不邀自来，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因慕青凤之美，乘酒醉当众拍案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丝毫不知禁忌。《聂小倩》则强调：“宁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接着写女鬼来引诱他，宁正容回绝：“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丧尽。”女鬼又掷以黄金，宁亦不为所动。终于赢得女鬼聂小倩的尊敬和帮助。“妾阅人多矣，未有刚肠如君者。”这样才能战胜控制聂小倩的妖物。孙子楚被称为“孙痴”，耿去病自号“狂生”，宁采臣不愧刚直，三个皆是类型化人物，他们的一切遭际皆由各自性格生发，情节成了人物的性格史。这样，就使一些同一性质题材的小说“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冯镇峦《读聊斋杂说》）。

　　由于聊斋中人物不少系花妖狐魅所幻化，他们身上除了人性，即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以外，还有其原型物的自然属性和成精作怪的特异性。这些形象往往是人性、物性以及超现实的神性或妖性的结合体。如：葛巾是牡丹花妖，写她“异香竟体”（《葛巾》）。阿英是鹦鹉，写她“娇婉善言”（《阿英》）。阿纤是鼠精，写她善于积粟治家（《阿纤》）。花姑子是香獐精，写她“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花姑子》）。苗 生是虎精，写他性情粗豪，长啸一声，“山谷响应”（《苗生》）。白秋练是白骥之精，故每餐必加少许洞庭湖水，如用醯酱（《白秋练》）。《绿衣女》中那个由绿蜂幻化的女子，“绿衣常裙，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曲来“声细如丝”。这些铺叙和点染，既写出了狐鬼花妖原来的物性，又不违反、且能包容于人的面貌与性格之中。正如鲁迅所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这种非人的神异性也是聊斋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红玉》中狐女红玉，为冯相如谋聘佳偶，哺育儿女，重振家业，与常人无异。但她飘忽不定，来去自由，又表现出非人的特色。小翠顽皮善谑，仿佛是个不懂事的少女；但她却以恶作剧的方式治好了公子的痴病，从而表现出她的神奇。辛十四娘聪慧而刚直，像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但她却能运筹帷幄，替夫呜冤，上下斡旋，直达天子，显示出她的特异神力。即使是狐母之女，本身并非狐精的婴宁；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但也能作弄东邻子，惩其轻薄，显示了某种特异之处。种神异性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体现出志怪的特色，说明聊斋之所以为聊斋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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