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艰苦的十四年抗战历史上，一桩直追“九一八事变”的耻辱，就是1933年热河抗战：1933年2月21日，日军抽调四个师团部分兵力，加上大量伪军，组成十万人规模的“日伪联军”，只有十二天时间就击败包括东北军六个军团在内的中国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境。特别是3月4日当天，日军线头部队仅128人，以一枪不放的方式开进承德，拿下了这个北平的重要门户。

　　在整个抗战历史上，以“脆败”程度来论，这场“热河抗战”，足以载入史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惨败，是以东北军为主的国民党军队不能打？当然不是。1933年元旦，在作为“热河抗战”前奏的山海关保卫战里，参战的东北军官兵就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第九旅626团浴血奋战，两千多官兵在一无坚固工事二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与拥有重炮战舰飞机的日寇血战三天，全团阵亡一千二百多人。虽然没能守住山海关，却也沉重打击了日寇的骄横气焰。

　　那要怪张学良“不抵抗”？这次还真不是。山海关的血战，也激发了张学良的雄心，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他，在山海关失陷仅十五天后就通电全国，表达了抗战决心。接下来的一次军政会议上，张学良还放出了“进可恢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除了口号响亮外，他还加紧调兵遣将。热河省从2月4日起开始动员，当地20岁以上男子都被编入保卫队，热河境内也集结了六个军团的兵力，誓要大打一场。

　　而在12天的“热河抗战”里，中国军队也有可圈可点的表现：比如叶柏寿之战里，中国军队一三零师六八八团拼死阻击日军汽车部队，全团激战两昼夜，以伤亡过半的代价给了日军巨大杀伤，然后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突围成功。他们的顽强表现，也在日本的史料里留下了生动记录。日军甚至称他们为“顽强抵抗之敌”。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张学良的决心这么大，一些中国军队的表现也不差，轰轰烈烈的热河抗战，怎么又打成了这个熊样呢？

　　首先一个原因，依然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点，连在山海关血战的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都为张学良鸣不平，认为热河抗战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张学良”。山海关失守之后，当时的蒋介石和张学良一样，也发出了不少抗战豪言，并且允诺要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可一直到日军大举进攻热河，蒋介石允诺的“援军”，依然还在远远观望。关乎未来抗日大局的热河抗战，几乎就成了张学良一家的孤军奋战。

　　如此情况，让战败后的张学良也很凄然。热河陷落四天后，他就给部下王卓然哀叹说：“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派和恐日派，正和日本人拉拢和讲交情……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人媾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就如此摇摆，前线的抗日决心又能有多坚定？

　　当然，这不能说张学良没有责任，恰恰相反的是，热河抗战打成这个熊样，还有因为东北军自己的各种乱象。

　　虽然在战斗中，身负国仇家恨的东北军，打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表现。但东北军的高层，就是另一幅模样了。就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来说，理论上说，他应该是保卫热河的中流砥柱，但这位昔日“老帅”张作霖的铁杆兄弟，多年来把持热河当地大权，成了热河的土皇帝。这样一个人，又有多少积极性抗日？日本发起进攻没多久，他就撒腿跑路。他的嫡系部队在前线，也是见着日军就缴械，闹得整个热河防线门户大开。

　　特别让人无语的是，抗敌无方的汤玉麟，逃跑却特有办法。他早就把原本应用于战事的240辆卡车，死死扣在自己的手里，用来装运自己的家产。结果他不但自己顺利逃跑，连家产都搬运走了，就连他自己储存的鸦片烟土，也没忘了搬运。当时的媒体讽刺说，汤玉麟确实是“守土有方”，守的不是国土，而是自家的烟土。

　　有这么一群只管烟土不管国土的高级官员，这仗还怎么打？前线的各路军队，跑的炮躲的躲，困守承德的东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眼看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气得边抽大烟边抹眼泪。可这有什么用？幸亏他的部下赶紧把他拽上汽车，这位“东北军高官”才在日本一百二十名士兵杀来之前，侥幸成功逃命。

　　这样一支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的部队，就算有十万百万人，又怎能守得住国土？战败的张学良，随后引咎辞职，当时的《大公报》更一句辛辣讽刺：“此皆非一般民众之责，而少数上层社会之咎也”。

　　参考资料：唐德刚《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于大洋《张学良与热河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