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报纸为何出自金庸之手

核心提示：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大公报》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大公报》，开始了创立《明报》的独立报人生涯。

《明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杨早，原题：《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阿里欲收购《明报》的传闻大概是2015年底传媒圈最热话题，网友调侃马云是因为爱看金庸小说才萌生此意。在内地读者印象中，提起《明报》首先想到金庸，《明报》为金庸一手创办，他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名作都是在《明报》连载发表，成就了《明报》巨大的发行量，内地读者也多是因为武侠小说才知道《明报》这张报纸。

但是，《明报》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岁末，担任《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大公报》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大公报》，开始了创立《明报》的独立报人生涯。

这10年，恰恰是《大公报》转型的10年。天津的《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上海与重庆的《大公报》则风雨飘摇，并被毛泽东明令指派“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政新闻”。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是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本来起名为《野马》）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