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民教授曾于殷墟考古工作站包括安阳博物馆近距离观察甲骨片。
2017年，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甲骨文考释悬赏10万元”的一条消息当时引起多方关注，网上各种声音纷至沓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那会儿身边的不少甲骨文字痴迷者、包括对文字有兴趣的老先生、书法家、文学研究者等也都“跃跃欲试”。“去年评出了第一批获奖文章，据说是从上百篇中选出了十几篇，最终精选出来两篇。今年征集已经开始了。”
由于不同学者统计手法不同，对于甲骨具体片数以及甲骨文文字数量目前尚未有官方定数，16万片、13万片、10万片的说法皆有，如今地下也确实还在持续出土中，业内学者普遍认可的数字大约在15万-16万片；挖掘出的甲骨文约为4500个单字；确认出的识别字在1300-1500个，虽然剩下的多是“硬骨头”，也存在一些无伤大雅的“死字”，但对于文献资料有价值的新字，包括对已考释文字的修正，仍然是相关学者、专家努力的方向，文字考释对于如今的甲骨文研究依然重要。
古文字考释不易 现代技术“快而全”
去年拿到甲骨文考释悬赏一等奖十万元的复旦大学古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蒋玉斌，当时还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博士。朱教授介绍，蒋玉斌考证的新字“蠢”，是一个甲骨文用法和现代含义截然不同的文字，“根据字形立定是这个‘蠢’，实际当时的读音、字义和现在都不一样，这个新字考释还是很有意义的。”另一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王子杨拿到五万元奖励，“他考释的是‘阱’字，搜集了更多材料，在前人考释基础上对这个字又有了更新的开掘，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深度挖掘。”
传统的古文字考释过去称金石学、小学，“考释古文字是件痛苦的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时候为了考查一个字，甚至需要翻遍所有相关的书目，用朱教授的话说，“有点成绩确实不容易。”因此这甲骨文考释，并非一朝一夕简单凭感兴趣就能试出来的。朱教授原来也考释过一些甲骨文未识字，有些认为还不错，有些看来还需斟酌，不一定能够站得住脚，“毕竟史料一直在发现之中，有些自认为还可以的也会被新材料所冲击。”他一直觉得真正搞古文字考释的往往是在大学中文系，特别是文学院古汉语、音韵训诂方面的老师。
现如今的翻检条件更加方便，很多前沿的东西也都可以即时获得，还可以利用一些现代科技手段，包括全面检索、电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等，“至少在材料的检索、搜集方面，比古人幸运得多。”也因此，朱教授坦言，考释古文字一方面寄希望于老一代有经验的古文字学家，更重要的是寄希望于一些中青年学者。“老一辈学者有时候难免在固有的思维定式之下很难再有突破，一些二三十岁、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往往思路比较开阔，加上现在可以利用的材料相对更全面，手段比过去纯粹文献到文献也更丰富。”
卜辞95%以上 剩下来多是“硬骨头”
甲骨文发现距今120周年，对于业内相关学者而言，真正比较容易考证出的字早已被前辈大师识读出来，剩下的都是一些极不易考释的“硬骨头”，存在一定难度。
古人往往习惯于相信天地神灵，尤其在商代，每件事几乎都要占卜，成了当时的一种生活模式，也就留下了大量的占卜卜辞，刻在龟甲上就成了今天所谓的甲骨文。朱教授介绍，甲骨文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实际上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除了以王室占卜为主的卜辞，还有记事刻辞，“也主要都是皇家的事，修建城郭、地方进贡，还有表谱刻辞，包括日常用的干支表等。”因此甲骨文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林林总总，占卜性质为主，涉及的面却比较宽泛，大到国之大事，战争与祭祀，小到伤风感冒这些病灾、王妃生子怀孕等等，包罗万象。
在甲骨文之中卜辞的比例大约占到95%以上，现今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也主要来自于卜辞。现已识读出的甲骨文字基本都是常用字，绝大多数未考释出来的攻坚克难的单字大多属于死文字，名词居多，并不影响古文字的阅读，“这就好像让一个人从小学识字，读够三千个字，基本上读书看报、日常写信、与人沟通、写文章基本没什么障碍，真要从《康熙字典》中找个字未必认识，可是这些不了解并没关系，因为它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事业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效雷以李圃的《甲骨文选读》为例，“整整一本书，大段的甲骨文，基本上都能读下来，不受个别字不认识的影响。”
之所以要悬赏甲骨文字考释，在朱教授看来，是源于甲骨文学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
“基本上材料都搜集全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这样的文献资料连网络电子版找起来都很方便，唯独就是还有那么多字没考释出来。”然而一些反复出现的尚未破解的关键字在甲骨文字谱系当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意义，一旦识读出来甚至有可能带动一整套甲骨卜辞的识读。朱教授解释，甲骨卜辞往往不是一条两条，甚至有时候同一时期某一件事占卜就有几个相关卜辞，“未识字就变得相当关键——比如说某个动词，表示祭祀的某一种动作，或是打仗的某个动作，这个字一旦考释出来，就会带动这一批甲骨卜辞的识读，意义就不像死文字那样‘就字论字’。”
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甲骨文可以作为信史的史料，来研究殷商社会历史文化。“比起天灾人为、经过历代篡改的一些不复原貌的史料，出土自地下未被后人搅扰的近代100年左右甲骨文，往往被称为‘信史’，它的史料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之所以说甲骨文重要，正是由于研究甲骨文可以补充旧史的一些不足。
另外一方面，当今古文字的考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定论，“有时候识读出一个字放进词里面挺对，其他古文字专家考释出来另外的字放进去读也文从字顺，这种情况不是不存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判断，专家从古典文献、语言语法，甚至天文历法等各个角度来考释成果，有一定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朱教授说，甲骨文字的考释对某些已考释出的字也是一种修正，比如对某个甲骨文字的理解是“好”意还是“坏”意，对整条卜辞是吉是凶都有影响，这就说明这个字是关键字，“实际上现在业内重视的也正是这样的字，一旦这些关键字能被识别出，整个语境能够打通，以前疑惑或者解释不通的都能迎刃而解，对甲骨学的研究会有一个往前突飞猛进的发展。”
整理有重复
去掉
拼甲骨碎片
必要
关于甲骨文未来的发展，朱教授认为，考释未识字是重中之重。王国维、罗振玉，到后来的董作宾、郭沫若，包括唐兰、于省吾等古文字学家前辈，已经为古文字的考释奠定了一些基础，也总结出一些释字的方法。在业内人士看来，古文字虽然远古而神秘，考释起来也确实艰难，但也并非完全无法度可依，“坚持读书、锻炼，加上字形学、字义学、音韵学这些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学问的‘小学’功底，再注意关注现在古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追踪前沿，释读出一些新字依然存在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于甲骨文字的重新整理也是目前业内关注的焦点，目前也有人在着手做这件事。“首先，过去的整理有点粗糙，比如《甲骨文合集》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里面有很多文字都是重复的，可能是不同人发现的不同版本拓片整理出的，所以需要‘去重’。”还有一些是因为拓片不清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一般学者看拓片居多，可是有些拓片不清楚，看原片就会发现问题。比如这次天博展览中就有一个原片上面摆了拓片，看拓片有一个‘上’字，可是原片同样的位置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不是字，而是断裂漫漶之处。”
甲骨文经过3000多年地下埋藏，水分干涸，胶质弱化，很可能一块能碎成几十片，因此朱教授认为，现在所说的甲骨文片数实际上不够准确，“是把所有碎片都算进去了，拼好之后很可能没那么多，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叫‘缀合’——把本属于过去一板之上的碎片，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拼合起来，这样也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史料。”
新报记者 吴非
本版制图 张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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