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诞辰140周年丨以西格中，尽弃前学：王国维的悲剧观

对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言，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日子。
1925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成立，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即便是在那个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里，这一学术阵容也足以倾动学林。而此时的王国维，刚刚结束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差使，前一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留下了简短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2017年既是王国维诞辰14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90周年纪念。中华书局于近日出版了王国维与胡适、梁启超、梁漱溟、顾颉刚等人的往还书信集《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10月21日至2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召开“2017年纪念王国维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刘迎胜、姚大力、陈来等近20位学者与会宣读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论文，藉此表达对先哲的孺慕与思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作大会主题演讲《王国维的悲剧观念》，澎湃新闻整理了演讲的主要内容：
从“以西格中”到“尽弃前学”
王国维何以突然中断自己才华横溢的治学生涯，历来有诸多的解释和猜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认为，剥开偶然的诱因，真正起一锤定音、无可挽回作用的内因是王国维的“悲剧观念”。
早在1904年，28岁的王国维就沿着叔本华哲学的固定取向，对比了中国的乐天倾向和西方的悲剧精神，并做出了态度决绝的优劣判定。在其早期著作《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吸取小说，无往而不有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此《红楼梦》 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在刘东教授看来，《红楼梦评论》一书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端和“美学”在中国的舶来与落地。这本著作不仅造成了上述三门现代学问的诞生，还在现代中国造成一种隐然而又普遍的文学理解，即对人生达到了悲观判定的作家，比对世界还保留乐观态度的作家更为深刻。现代文学名人堂中“成就最高”的“鲁郭茅巴老曹”全都属于广义的悲剧作家。这种文学判定标准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时候也造成不言而喻的教条、套路或禁锢。
年轻的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倚靠的正是风头正健的西学哲思新潮的悲剧观念，由此带来有别于国人的独到眼光。几年后，王国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本书在形式上是一本考据著作，但无处不在地打上了西学观念的底色，且延续了《红楼梦评论》中曾抒发过的悲剧观念，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时，正值其学术生涯的“以西格中”阶段，也就是从西方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中，讨来一把现成在手的锐利斧斤，然后便只顾着用来砍伐中学的林木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王国维在此期间经历一次学术转型，从“以西格中”阶段转入了“求索文史”阶段，乃至“尽弃前学”。刘东教授在其未刊的新作《悲剧的文化解析》中评述道：“（王国维）以一个西学入门者的身份，带着强烈的挫败感从西学撤回了中学。”
而王国维的学术转型采取了相当决绝或戏剧化的方式。根据罗振玉撰《海宁王忠悫公传》记载，罗振玉力劝王国维说，晚近学林疑古“变本加厉”，而欧西哲学“流弊兹多”，“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而王国维“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馀册，悉摧烧之”。
投身国学研究后，他的学术创作像火山一样爆发，谁曾想这位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投身国学研究实际上只有十六年的时间（1912-1927），有些领域他原本生疏，竟然在一边阅读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中，如有神助般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他的成就，用张广达的文章《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里的话说：“在西学强势传入，地上地下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的建树维护了先哲之业于不坠，为后进奠定了纵深拓殖的基础。他的学术水准为他确立了国学祭酒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学界无分新派旧派的一致悦服和当代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崇敬。”
叔本华的阴影
然而，刘东教授认为，王国维虽然要“尽弃前学”，却想要抛却也抛不干净，他是带着深层的西学痕迹回到中学的。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回忆王静安君》一文中写道：“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
但王国维对“前学”却不愿多提，狩野直喜写道：“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研究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比方说，聊天的时候我偶尔提到西洋哲学，王君苦笑说他不懂，总是逃避这个话题。以后他扩展了元杂剧研究，写了《宋元戏曲史》，可是对他来说，写这本书已完全属于消遣。此前他说过，杂剧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再也不研究了。”
西学本身也属于哗哗流淌的江河，它和中学一样也处于方生方成之中，也有着自身不断变化的形态与取向。所以，在这方面真正可取的理性态度，便是时刻站立在两大文明的界面上，敏锐关切着来自双方的发展与变迁，从而促动双方并长争高的恒久对话。而“学贯中西”的王国维曾有可能承担起这种文明的对话，但是在学术转向后，他却从此对西学不再深究。
王国维当年曾如此下力的西学修习，后来在某个不可思议的节点或瞬间，没有沿着思想自身的发展路径前进，而令人遗憾地驻足迟滞不前。事实上，一直到了王国维生命的尽头，他对于西方学术这种率然的放弃，都还带来了相当消极的、匪夷所思的恶果。
他那句“为哲学家而不能，为哲学史家而不愿”的兴叹，正是当他面对叔本华哲学时油然而生。王国维“尽弃前学”后未能及时地跟进西学的最新发展，才使他看来毕生都未能摆脱叔本华的阴影。然而“悲剧观念”对其他许多人而言，顶多也不过是“嘴皮子功夫”，即便是首次把悲观抬到哲学高度的叔本华本人，也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博取名声。但可惜的是，一旦这种原本可疑的观念被灌输到王国维心中，由于他天性的真诚笃实、从无戏言，也由于他情感的浓郁低徊、沉潜刚烈，那可就不会只限于说说而已了，所以问题也就变得格外严重。
尽管由古希腊人凸显的来自冥冥命运的戏剧性冲突，在任何文明和社会中都是随处可见的，但中国文化历来更加理性地面对人生的悲剧冲突。胡适曾攻击中国人的“知命”是一种懒惰哲学，清华国学院另一位导师梁启超则回应以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这句话很可以表现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为知命与努力的注脚，‘知其不可为’便是知命，‘而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伟大和勇气，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
刘东教授认为，恰恰是孔子那种 “知其不可而为”的有限理性精神，不仅帮我们确认了藏在“命运”背后的“分限”，也让我们既立意去挑战这种“分限”，又不至于一遇挫折便心灰意懒。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发，尽管较之浑浑噩噩、无思无虑、对于任何状态都安之若素的心态，对于人生的悲观判断往往显得不无深刻，但是，进一步去反思这种悲观判断的价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幽暗的意识，以便给人生找出基于“有限理性”的解决方案，从而给我们的生命过程以相应的安顿，同时也向展开这种过程的历史赋予相应的冲力，这理应是更加深刻、更有力道和更具价值的。
这并不是说，王国维自沉的原因仅限于这种未经反思的悲剧观念，但即便它不是唯一或终极的原因，也是主要的、暗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因。王国维的选择凸显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压强，以及在那种压强下不明就里的盲从。
而在王国维之后，一度连“自杀”尤其是“诗人自杀”都被说成富于“意义”的，或者至少表达了真性情，因此也值得为之喝彩。事实上，受这种“诗人自杀”之论的怂恿或鼓噪，此后还接着出现了海子等诗人的悲剧，而且这类结局也一概都受到了盲目的追捧。刘东教授认为这种鼓吹“诗人自杀”的价值观是颠倒而扭曲的，是一种蛮横无理的人生解决方案，是一种不具有哲学价值也不负责任的生命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