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曾采访过一位幼时经历校园霸凌的博主。那是一位二十出头，梳着利落短发，身型看起来瘦小，又热爱健身的女生。她经营的网店生意不错，自称“做一件事，成一件”。但她告诉我：“做着做着，那些东西就会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把我的事情打乱。”这种从角落滋生的不安全感，应当来自于她当年在高中校园被同学言语嘲讽和身体攻击，互联网上校园贴吧里对她的文字谩骂。当年的事件中，她被贴上了一个外号，在小镇的几所学校间传播甚广，以致当她后来在本地论坛上推广网店产品时，竟又被网民指责：“这就是当年的某某，又出来骗钱了。”她告诉我，这次“重逢”令她抑郁症复发，网店停业。

遗憾的是，我没有向她深究这些“网络幽灵”的弱点：为什么在偌大的互联网，她没有彻底更换网名或账号，以至于被人认出？但转念一想，网络产生的文字记录，就像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信史”，面对它时，我们难道只能和过去的自己割席？这是唯一的选择，却并不公平。

早在1998年，《美国新闻评论》的专栏作家拉西卡（J.D.Lasica）就在文章《互联网永不忘记》中写道：“我们的过去就像文身一样镌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记录自己、发布言论的方式，过去私域、饭后谈资，如今都变成公开的白纸黑字；而搜索引擎等技术又让本该模糊或远去的记忆变得触手可及。

人类并非没有意识到急需新的社会规范，来对抗技术对遗忘天性的颠覆。2010年，一位西班牙公民要求谷歌搜索屏蔽自己12年前一则已被销去的房产扣押记录，并于2014年在欧洲法院获得胜诉。欧盟趁势针对网络“被遗忘权”进行系统性立法。2015年，我国《网络安全法（草案）》规定了公民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但在上述案例中，网络上公民的“被遗忘权”主要涉及电话、账号、交易记录等“身份敏感信息”。

另一方面，由社交网络内容构成感性记忆，普通人能做主的，似乎只有类似于前互联网时代“日记”的部分，以及删除“我自己”发表的评论、“我”的账号。去年，我认识了一位在新闻平台负责删稿、控评的工作人员，仅她一人每天的单量就数以百计，却和我们普通人的琐碎记忆并无关系。

欧盟也在立法中规范了几种“被遗忘权”的例外情形，其中就包含“基于言论表达自由”一项。虽然我采访的那位博主最终通过诉讼，成功令幼时在网络上对她谩骂造谣的主犯删除了所有记录，但模糊的言论自由边界、不对等的时间和技术等成本，也让她难以招架后来的跟风者。可见，互联网言论的易检索性、匿名性等新特征，已大不同于过去只风行一时一地的“坊间传言”，或可追溯的报刊评论了。

我想起美国作家芬德拉·维达（Vendela Vida）的小说《北极光，请将我遗忘》里的主人公克拉丽萨，她从美国前往故乡芬兰探寻身世，却发现自己是母亲被性侵的孩子，她于是告别了亲友，只身在中国香港和一位偶遇的澳大利亚男人结婚生子。克拉丽萨选择将前半生的一切遗忘，丈夫也从未问过那些往事。

这样温柔的结局如何发生在互联网时代？诺兰在他执导的系列电影“蝙蝠侠三部曲”最终章里，给出“机械降神”式的答案：渴望退休的蝙蝠侠和亦正亦邪的猫女，在影片最后，使用一片只要接入互联网就能消除所有网络记录的芯片，从此改头换面，远走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