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更加漂泊了”

上次见到陈年喜，还是在2015年12月的北京。那时候，以他为六个主人公之一的描述打工诗人生活与写作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已在不少城市以点映的方式传播开来。在我们见面的八个月前，他刚刚接受了一场颈椎手术，颈椎的第四、五、六节处被植入金属固件，身材高大的他，略带沙哑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疲惫。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参与电视台的一档节目《诗歌之王》，诗人与歌手搭档，前者填词，后者谱曲演绎，组队角逐晋级。为了效果，节目组将矿工诗人陈年喜与上海歌手罗中旭这两个身份反差极大的人组合在一起。

拍完《我的诗篇》后，导演秦晓宇计划长期跟拍陈年喜，这一为期两年的拍摄成果便是尚未上映的纪录片《炸裂志》。秦晓宇用镜头记录了陈年喜和罗中旭在综艺节目中的一些场景，两人经常因为歌词修改发生争执，紧闭的化妆间里，罗中旭的声音传出：“你还无所谓，你将来要靠这个吃饭，你靠打工去吃饭吗？”陈年喜忽然提高声音：“我写20年了，都没靠这个吃饭。我现在还能靠这个吃饭吗？我不知道。”

那时的陈年喜还没意识到，他有一天要靠写诗吃饭。节目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或许还在于写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陈年喜一共写了14首诗，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最终取得第三名。当舞台上五彩缤纷的彩纸抛撒下来，被要求穿上矿工衣服的陈年喜，没有随大家一起鼓掌，他很不自在地掸去衣服上的彩纸，如走出矿洞抖落身上的烟尘。

由于身体原因，陈年喜已经不再适合下矿洞了。那段时间，生病的母亲、正在县城读中学的儿子，都需要他赚钱供养，不能下矿，他又能干什么呢？过完春节，陈年喜开始了他在城市的打工漂泊。

在他大半生的矿山流徙中，城市往往意味着快速发展，矿山与矿工则意味着被远远抛在后面的事物，同时被抛掉的还有他的青春。在2011年贴在博客的一首诗中，他写道：“我们也曾学飞蛾扑灯取火/结果不是被灼伤/就是被击落尘埃/面对飞驰的时代列车/我们的赤脚多么力不从心”。

秦晓宇告诉我，2014年他在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时，在百度搜索中以“诗歌矿山工友”这样的关键词，完全如大海捞针般发现了陈年喜的博客。“进去没翻两页，就看到那首《炸裂志》，当时就很震动，他写的那种爆破工的工人经验很独特，诗歌也很有力量。”除了编选诗集，纪录片的拍摄计划也在同步进行。秦晓宇马上给陈年喜的博客留言，后来又找到他的微博，多次留言，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四五个月后才联系上。“我下了灵宝高铁站，空荡荡没几个人，大厅里一个人向我走过来，高高大大，形象也特别英武，我感到找到电影的主人公了。”秦晓宇说。当天夜里，他就住到陈年喜的工棚里，并对接了矿上领导，为了稳妥，他还找了各种当地关系。不料，矿上对拍摄计划非常忌惮，不但马上辞退了陈年喜，开车将他送到陕西境内，还将秦晓宇请到派出所。出了派出所，秦晓宇半路截住陈年喜，又一起返回陈年喜的老家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峡河村，完成拍摄。临别之际，两人约定，邀请陈年喜参加2015年2月初在北京皮村举办的“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

结果，陈年喜又失联了。直到朗诵会举办前夕，秦晓宇辗转打通秦岭某处矿山的矿部电话，才联系上陈年喜。漫天大雪，交通阻断，陈年喜那天冒雪走了30多里山路。当我问起那次拍摄，陈年喜说：“我很多时候碍于情面，内心非常排斥。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毫无意义。那时候在我们眼里，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铁板一块，我们无非是资本驱使下的素材。”

长期拍摄的相处中，秦晓宇逐渐意识到陈年喜身上的宿命感、性格的复杂性。2016年，有大半年，陈年喜待在北京皮村，跟一些致力于工人文化建设的社会工作者住在一起。其间他跟随秦晓宇到美国大学做诗歌交流，这也是拍摄的一部分。酒吧里，随行翻译谢飞——一个汉语流利的美国人——问他：“经常看到你发呆，究竟在想什么？”陈年喜再次谈起生存压力：“我在皮村，差不多待了快一年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每一天，到处捐来的旧衣服，我们给它分拣，挑好的我们去卖，到我们自己办的商店里，差的可能是捐给灾区，更差的就作为垃圾处理掉。我特别不想让你知道这个事，你知道吧，我在他们挑的好一点的衣服里，很便宜，四块、五块、六块钱一件，我买了整整三皮箱。这个足够我和家人穿十年。”对方听完，陷入长久的沉默。

2017年初，陈年喜离开皮村，到贵州绥阳县一个旅游景区做文案策划，这或许是他最为稳定的一段工作。三年后，他被检测出尘肺病，无奈返回老家。

此后，朋友圈里经常传来他的消息。冬菇下来了，他吆喝着卖冬菇。诗集出版了，非虚构文集出版了，他一本一本签名，再写上一句祝福的话，寄给遍布各地的读者。这些年，陈年喜的诗歌连同他的生活，受到普遍关注，据说他的诗集《炸裂志》已印刷15次，几乎成为当代诗歌出版的一个现象级事件。陈年喜终于成为一个可以靠写作吃饭的人。

我很好奇，离开矿山与城市的漂泊，回到家乡的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写诗吗？他的生活与写作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关系？

疫情封控下，关山阻隔。摄像头里的陈年喜戴着眼镜，变化不大。聊天中，他为我不能到他家乡，随他看峡河边的芦花而遗憾。他告诉我，爱人前段刚从延安帮人收完苹果回家，儿子大学学的工程制造，毕业后留在西安一家单位做文字策划。陈设简单的房间里，书架上摆放着一些书籍，墙上贴着在纪录片镜头中屡次出现过的字条“天道酬勤”。他将手机拿到屋外，让我看他家半山腰上的房子、菜地，还有旁边的山岭。

在他峡河村老家，已有不少人因为生态搬迁政策，买了县城的回迁房。陈年喜的老屋拆了一部分，他还是习惯和爱人住在老屋，想一个人写东西，寄快递时，才跑到县城的房子待一阵。在外漂泊的那些日子，家乡始终是他最安稳的寄托。可当他真正回家，却发现那种漂泊感更强烈了，城市的世界固然难以进入，他自以为熟悉的乡村世界，同样显得隔膜。身边亲人邻居看待他的眼光，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都把我当一个外人，虽然我本身和他们没有区别，但在他们的眼光看，我已经和他们不一样了，你现在不是土里刨食了。其实我现在更加没有归属的地方。”

这几年，他出了两本诗集、三本散文集，手头还有两本出版社约好的书稿。写作的通道已然打开，可内心却很矛盾：既想写，又怕写。落到笔端，他发现自己所依赖的仍然是峡河的乡村经验和矿山经验，“原来最主要的是经济压力大，现在短期没有这么大压力。但素材枯竭了，写法上也在重复自己”。

有时，他会在朋友圈转发一段工友在矿洞中打眼的视频，配上一段文字：“回望过去的生活，已无限麻木，写了一天，写了三千字，索然无味。朋友发来一个视频，镜头比文字有话多了。”那些四处迁徙的矿山生活，对他来说，并非仅仅意味着危险与死亡，也承载着他最为饱满的一段生命历程。或者说，从那时起，漂泊已成为一种命运。

矿山、爆破与诗

1999年第一次到矿山打工前，29岁的陈年喜是标准的文学青年。1988年，高中快毕业时，他开始写诗，那是一个诗歌氛围浓郁的时代。除了大量手抄油印的民间诗刊，许多报纸专门辟有诗歌版块。陈年喜回忆，小小的丹凤县城那时至少有五六家报摊位，《诗刊》《诗神》《当代青年》《诗歌报》等诗歌报刊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诗歌热”，诗人韩东曾向我谈起过：“80年代，大家穷富差不多，但精神上的饥渴非常大。没有别的玩具，一窝蜂进入文学。文学是大热门，诗歌更是大热门。很多学校包括工厂都有文学社和诗社，北岛他们真的像明星一样，有点‘禁诗’色彩的地下写作在暗中广泛传播。”

陈年喜那时已经读到翟永明和西川的诗，同样在报刊上读到西方诗人里尔克、庞德的零散作品。那时，《诗歌报》会经常选发读者一两句比较好的诗歌，并在后面留下通信地址，给那些还不够格的写作者以一种半发表的快乐和认可。毕业后回家务农的陈年喜，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写信与远方的人交流诗歌。他还记得，江西铅山县一个铜矿工人在回信中告诉他：“今后的矿山诗歌，可能是未来诗歌的一个重要选项。”那时，陈年喜已在《诗神》《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了不少诗歌。1991年，在山西省新绛县组织的一次关于纺织的诗歌征文大赛中，陈年喜的长诗《蚕娘》获得一等奖，奖金1000元，后来这笔钱没拿到，但主办方用圆珠笔写的一封信让他备感安慰，里面有一句是：“我觉得你在中国诗人里能排在前两百名以内。”

“非常矛盾，一方面觉得靠写诗改变命运非常困难，另一方面面临成家立业的压力，如果结婚，就没办法走出乡村世界了。”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97年结婚，陈年喜已下定决心和父辈一样在土地上生活下去。秦晓宇后来在他家发现一个相框，夹着一张泛黄的日历，上面是陈年喜写给爱人的诗句：“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1999年儿子出生之后，陈年喜的生活压力陡增。那时，陕西潼关、河南灵宝一带，秦岭周围开采大量金矿，带来号称“百万大军”的矿山打工群体。陈年喜所在的峦庄镇前后便有200多人成为爆破工。腊月初三晚上，一位初中同学给他捎信，矿山缺一个架子车工。陈年喜打着手电，走了20多里山路，再和十几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上，跑了一天到河南灵宝市朱阳镇的一个矿洞，开始他的矿山生涯。

“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沟里，两边乌压压都是矿洞。我们去的矿洞已开采十几年，转了很多手，接近报废。一边是陕西洛南县，一边是河南朱阳镇，整个山体在很多地方已经打穿，没有打穿的实体，里面非常湿热，空气特别差；打穿的地方，风从里面吹过，非常冷。”身高一米八五的陈年喜，需要猫着腰，才能将装着1000多斤矿石的架子车拉出巷道。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腿都迈不开。工棚的篷布特别薄，四周石头压不严，睡在里面就像睡在冰窖，工人们下工后更愿待在相对暖和的矿洞。

金属矿的开采工种，主要分为爆破工和渣工，前者负责在岩体上循着矿脉打眼爆破，开掘巷道，后者则负责清理爆破出来的毛石和矿石。陈年喜干了一年多渣工，跟着师傅学了爆破，工资也翻番到1000多元。起初四五年，陈年喜主要辗转于陕西潼关，河南灵宝、三门峡等地大大小小的矿洞，后来更是流徙全国。

矿山生活的危险，很快显现出来。最常碰到的情况是缺氧。爆破结束，通风五六分钟之后，渣工必须到位，把石头拉出去。狭长封闭的巷道本身缺氧，炸药燃烧加剧缺氧，释放毒气。当渣工时，陈年喜好几次因为缺氧晕倒，“当你感到浑身无力时，就爬不起来了。旁边干活的人赶紧用架子车把你拉出来，放在外面渣坡上，脱掉衣服让风吹，或者提一桶水浇下去。醒来之后，头像炸裂一样疼”。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那些年，因为巷道缺氧、岩石垮塌，陈年喜目睹了太多死亡。

拍摄《我的诗篇》时，秦晓宇只在矿洞待了一天，就感到那种刀口舔血的危险，一块石头在距他不到一米的地方砸落下来，吓得他们赶紧撤离。

早些年，矿上爆破还没有用到起爆器，要靠人工点燃导火索。爆破工们下班后，要在工棚里裁好二三十根导火索，每根长度在2～2.2米之间，要求非常精确，裁好后再将导火索接到雷管上。由于矿洞潮湿，他们经常将导火索放在床上，打开电热毯使其保持干燥。“上班的时候，我们把20个导火索盘一圈，挂在脖子上就往矿洞去了。”

有经验的爆破工，会单独取一根导火索，在上面划出20个等距离的口子，用其点燃其他导火索，火烧到切开的口子时会冒出火花，从而确保严格的点火时间。有次在河南阳平镇杨寨的一个矿山上，陈年喜的工友杨在由于缺乏经验，用打火机点火，点到最后一根导火索时，最早点燃的导火索已经引爆，整个人被炸成一团血雾。三年后，陈年喜在《杨寨与杨在》一诗中写道：“炸药前面是死/炸药后面是生/我们这工作类似于荆轲使秦//……/据说东面的山凹里竖起了酒旗/而西坡的亡幡已不堪拥挤/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

与突如其来的危险相比，在人烟罕至的矿山，深入骨髓的孤独和无聊更难忍受。2006年，陈年喜去南疆阿克陶县，在一个叫库斯拉甫的小镇旁的矿山上待了半年。陡峭的山上寸草不生，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住在废弃矿洞中的他们只能根据对面山上的雪线，感受季节的变化。要联系家人，只能开车一个多小时到20公里外的小镇，打一分钟4块钱的卫星电话，为了节省话费，他需要在路上就打好腹稿。

为了打发枯燥的生活，等老板下山的时候，陈年喜往往托他在报摊买些《小说选刊》这类的读物。实在没东西读，他就看墙上贴的《克拉玛依日报》，正面看完，有时还会用洗脸水把报纸淋湿揭下来，晾干再看背面。

和以前相比，诗写得少了，但苦闷无聊的情绪似乎只能借助诗歌得以排遣。“有时候睡到半夜睡不着，想到很远，想到以前怎么上矿，在矿上碰到谁，想到他们的家乡，想他们是否还活着。想到这些七七八八的事，很自然想把它变成文字。”陈年喜告诉我，这些随手写在炸药箱包装纸、挂面袋上的诗歌，多数都丢了。但某种自觉的意识正在觉醒：“和当下的生活特别相关，原来很缥缈很阳春白雪的东西，自觉很排斥。每天面对这些高山大谷，生生死死，你会感觉人和蚂蚁没什么区别，人会变得不那么矫情。”

2010年起，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往博客上敲诗，和以往相比，那是一种没有发表欲的相对纯粹的写作，“有时候写出来自己读一读，觉得挺感动，好像上了一个班结束，挣到钱那种满足”。

工人诗歌中的独行侠

陈年喜的诗歌，最先吸引评论者注意的，正是他笔下那些独特而充满力量的矿山生活经验。

2013年12月，陈年喜正在河南内乡县的一个银矿开矿，忽然接到弟弟电话，得知母亲患食道癌晚期的消息。彻夜无眠的他，写下那首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炸裂志》。整首诗并没有用到太多技巧，完全是他真实生活的自然流淌：“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不是钢铁的错/是神经老了脆弱不堪//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玄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石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2014年，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立时，当时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张慧瑜担任了小组的指导老师，他为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顶棚匠构成的写作者群体编选了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在序言中，张慧瑜写道：“尝试重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生活指的是日常化的、现实的生活，因为劳动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新工人文学作品中充裕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细节。”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陈年喜的诗歌。

问题在于，为何是“重建”？熟悉中国当代诗歌的人，很自然地会想到，自朦胧诗以来，到后来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当代诗歌新的传统便是建立诗歌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日常生活”“叙事性”“历史的个人化”，早已成为90年代习见的诗歌话语。诗歌与生活之间联系的断裂，到底发生于何处？长期研究底层写作的学者李云雷认为，“90年代以来，人们跳出大的历史框架，开始发现日常的重要性。不过90年代的诗人，更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日常更多还是精神性的带有理念的日常。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这种写作意识有一个从精英阶层向大众蔓延的过程。陈年喜的诗，让我们看到爆破工人的生活，快递小哥的诗让我们看到快递小哥眼中的世界”。

陈年喜告诉我，自己曾想过赚到钱后，回老家开个小超市，谁知道，没有赚到钱，越干越久，只能一路干下去。“我一生中最好的技术应该还是爆破技术。对炸药性能的掌握、对矿山结构的理解、对机械的维修能力，我觉得自己在这三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生存的必需，“我们的工资完全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炸药、雷管、钻杆、钻头、机械配件五项材料的花费全由我们自己包，老板按爆破距离给钱，比如一米500块，我们一排炮成本是500块，如果爆破两米，除去材料费，还能挣500块。如果技术差，不但自己没有效益，老板连电费也赔不起，会马上让你滚蛋。”

陈年喜在谈到自己的文学理想时，隐隐透露出记录爆破工这一群体生活的念头。“全国有四五十万爆破工，我们镇上差不多就有200多人，我在任何作品中都没有看到这一题材，还是希望有人知道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然而，他并没有明确的群体意识，更不希望自己被贴上“炸裂诗人”“矿工诗人”这样的标签。

在诗集《炸裂志》中，真正描写矿山生活的诗歌只占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更多出于他的一种自觉：“我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很血腥，不太愿意用大量的诗篇来写这些东西。我和流水线工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的一本诗集，全都是流水线这些内容。虽然人人说我是矿工诗人，但我大量的诗歌也不是写矿洞的生生死死，更多还是写去过那些地方的山川地理、背后的人烟、历史传说这些东西。”

2016年，当陈年喜在皮村见到更多的打工诗人和写作者，一方面感到氛围很好，找到了自己人，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和他们并不相同。在他的讲述中，皮村的生活同样枯燥，早上起来买来早点吃过，然后一家家跑募捐箱，晚上看看书，聊聊天。更多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在温榆河边溜达，琢磨生活的压力，还有片段的诗歌。

我原本以为，陈年喜和皮村文学小组会有很多交集，但他告诉我，在皮村的日子里自己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今年只在网络上和大家聊过一次自己的诗歌写作与矿山生活。在他的印象里，文学小组里后来受到广泛关注的范雨素，性格很倔强。村里2017年打工春晚，陈年喜负责诗歌朗诵版块的稿子把关，范雨素提交的诗歌很长，几乎都是散文式的段落，沟通了很久总算压缩了一些段落。

打工春晚结束后，陈年喜和皮村新工人乐团的创始人孙恒都喝多了，孙恒一遍遍问他：“你怎么能用成功的标准来衡量我？年喜，你成功吗？”陈年喜答：“我不会成功，我一辈子到死都不会成功。”

陈年喜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和孙恒打成一片：“我眼睁睁的担子在身上，知道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比如我们开车到乡下收衣服，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可以做；但到处演出，搞那些理想化的东西其实很难。”

这种不同，用秦晓宇的话说：“孙恒坚定地站在打工群体一边，他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感，希望为这个群体在文化上做些事情；年喜更像一个独行侠，他会观察和书写，但未必会做特别具体的事情。”

那段时间，离开了爆破工的群体，陈年喜非常迷茫。好在经朋友介绍，陈年喜在贵州一个旅游景区找到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在这里，陈年喜负责运作企业的公众号，每周写作两三篇推广文章，包括领导的讲话稿。那些写作对他来说并不费力，多数时候他仍会感到无聊。无聊的时候，他就沿着县城的河边走来走去，那些街道旁的寺庙、理发店，小人物的故事，逐渐走进他的诗行，形成他的第二本诗集《陈年喜的诗》。

另一方面，他写了一系列非虚构散文，记录那些矿山上发生的人事。相对于诗歌，他似乎更愿意用一种绵密厚重的形式，去表达那些记忆中的生生死死。矿山经验如同他的一座矿脉，他所敲下的一行行文字，正如朝向矿脉的一步步爆破。

与石头、炸药为伴的漂泊，已如血液般深入他的写作，正如他在《在徒劳的事物之间》一诗中所写：“我们都是赌命的人/不同的是你选择了木头而我/选择了更坚硬的石头/你雪一样的刨花和锯末/我铁一样的石块和尘屑/铺在各自的路上是那样分明”。

（感谢韩东、姜涛、孙恒、吴季、凯歌等人对采访的帮助）